杨绛 在时间之外

　　杨绛先生去世了。她活着的时候，人们就以“先生”称她，这代表一份尊敬，也含着一种评价。杨绛先生晚年深居简出，除了有文集、新作面世，以及不得不出来说话的时候，她仿佛活在“时间之外”。但人们都在谈论她，她未必在意这些关注，但她的存在会让人们不住地注视。

　　杨绛先生确实与我们隔着时间。她生于1911年，出生后不到3个月，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一夜间从帝制到了民国，从此拉开20世纪历史风雷激荡的序章。杨绛先生正生活跌宕在其中。

　　某种意义上，杨绛一生可以分为“遇见钱钟书之前”和“遇见钱钟书之后”。遇见钱钟书之前，杨绛是出身江南读书世家的大家闺秀，是当时中国文艺界冉冉上升的文学才女，写剧本、写小说，游刃有余，颇得一时赞誉;也是很多青年才俊的思慕对象，直到后来仍念兹在兹。

　　遇见钱钟书之后，杨绛是“钱钟书的夫人”，是“我们仨”之一，是《围城》第一读者，是照顾钱钟书起居的“灶下婢”，也是经历过大时代的夫妇俩历史心事的倾听者、收藏者，还是在钱钟书临终前，附在耳边轻轻说“你放心，有我呐”的年近九旬的老人。

　　杨绛致力于创作和翻译。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认为是“最好的”，曾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王室;她创作的回忆性散文，被归于优秀之列，一版再版。这让杨绛作为翻译家、散文家而被后人纪念、阅读。杨绛之所以被称为“先生”，还在于钱、杨夫妇在大时代中所表现出来的人品风范。

　　杨绛先生最感人肺腑的，是“我们仨”的故事。丈夫钱钟书、女儿钱瑗先后离世，当时杨绛已是高龄，人伦之丧痛莫过于此。而在杨绛笔下，却不见捶胸顿足、大哭大悲，忆起家人往事，行文质朴，三人的快乐、嬉闹不时跳跃出来，活灵活现，读时让人不禁开怀而笑，忽而想到这是杨绛先生“独剩一人”所忆，又转念一悲。“我们仨”的故事看似冲和清淡，背后的情感和思念却异乎寻常的浓烈。

　　90岁高龄的时候，杨绛先生翻译了柏拉图的《斐多篇》，这是她翻译生涯值得记录的一笔，也是窥见晚年杨绛心境的一个窗口。

　　《斐多篇》是柏拉图对话录之一，记述了苏格拉底去世前与弟子们的著名对话。当时苏格拉底要被处死了，弟子们很悲伤，拥在老师跟前。苏格拉底对他们说，死亡并不值得悲伤，肉体是短暂的、容易败坏的皮囊，灵魂终于摆脱了肉体的束缚，灵魂不死。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谈到了生死问题、灵肉关系问题，这是人类在轴心时代，对死亡问题最深刻也极具开启性的思考之一。

　　杨绛先生在一字一句的翻译过程中，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与自己的生命、人生和回忆对话。事实上，在一些晚年文字里，杨绛也大段大段写下她对生命、死亡的思考，有些近乎抽象，这在她一贯的文字风格里比较罕见。

　　在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面向可期而至的死亡，杨绛先生所经历的时代风云、生命况味、亲旧往事，以及那些可说和不可说的，都如同将死的苏格拉底，在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中，为自己找到归途。

　　杨绛先生曾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现在，杨绛先生走了，“我们仨”终于在天上团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