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院日前公市了《关于非诉行政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法院不再参与行政部门的“联合执法”，并对行政机关的违法执行申请说“不”——直接裁定不予执行。《意见》还规定，今后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必须经过法院立案庭、行政庭和执行庭审查、听证、裁定三道关口。即使已裁定执行，如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仍可启动再审程序。(1月25日重庆晚报)

　　非诉行政执行主要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等，不经法院判决，直接对违反相关法规的对象作出处罚，当处罚对象不自觉履行时，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而所谓“联合执法”，则是指司法机关与行政部门一起，对非诉行政执行的被执行人实行强制执行。

　　从以往的实践看，“联合执法”，看起来成本很低，执行结果可以立竿见影，但因为“联合执法”往往绕开了法律程序，甚至在“司法、行政都姓公，本来就是一家人”的思维定势下，有些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予以配合、支持，实际上已异化为“权大于法”、司法不公和执法违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反而激化了矛盾，埋下了隐患，不过是饮鸠止渴。更不必说，一些“联合执法”以程序违法来执法，实际上与法治精神南辕北辙，已成为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障碍。

　　“联合执法”并非重庆才有；作为习以为常的执行模式，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因此重庆法院的退出“联合执法”，其意义也就超越了重庆一地。如果说“联合执法”本身就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那么重庆法院不再与行政部门“联合执法”，这个抽身却步，就是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回归了司法独立的法院本质，在法治进程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建设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实现司法独立，建立起不受地方行政权力影响的只对法律负责的独立司法机关。

　　重庆法院退出“联合执法”，又具有另一种积极的示范意义和强烈的导向效应——当政府和公民个人发生矛盾纠纷时，无论双方的社会角色多么复杂，力量的对比多么悬殊，他们都只能化为“原告”和“被告”两个平等的法律主体，对簿公堂，诉诸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让法律来作出公正的裁决。这种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是依法行政的常态。政府依法行政，其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尤其是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做出，做到公正文明执法，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充分体现；未经授权，不能设定和实施任何剥夺或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为，这是依法行政的关键——从这个层面上观察，重庆法院退出“联合执法”，实际上也是促使政府对依法行政的内涵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