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替杭州说句话——
萧山非个案,全国打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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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区重拳打击“黑诊所”
2013年,取缔各类无证诊所462户次;
2012年,取缔无证诊所140余户次;
2011年,取缔无证诊所400余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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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整治“黑诊所”
2012年北京,一个季度取缔250家;
2013年河南,全年取缔3224家;
2014年全国六部委联合,3个月清理508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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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药养医”或为“黑诊所”成长添了一把柴
6毛钱出厂的药物,医院卖到了13元,利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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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药养医”是由于政府财力不足,放权给医院将药品加价后卖给消费者,改革开放后,医院要负担自身的发展资金和医生的工资,在医疗服务价格受物价局制约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药品销售维持医院运行
有个案例是,虽然明知“黑诊所”不能保健康,但进城务工者仍愿意铤而走险。为什么不呢?在北京打工的张小姐曾经算过一笔账,2013年她到正规医院看一次普通感冒就花去了800元人民币,相当于她每月四分之一的工资。而这一年,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2609元,新农合每人每年补助标准280元。城市医院高昂的费用和复杂的手续,将外来务工者挡在了大门外。
此外,基本药物制度落实难,医院廉价药难寻,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郭玉芬曾对药价贵有一个形象比较,“美国10美元的药在中国卖80美元,国内6毛钱出厂的药物,卖到了13元,利润高达2000%。”
直接导致的现象就是:医院没廉价药,医生有心却无力,低收入患者看不起病,一次次诱发“自制透析机”、“自断双脚”、“黑诊所医死患者”的事情。
- 大医院看病“难”又为“黑诊所”浇了油
挂号排队托关系,小病求医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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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究竟为什么?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病都要上大医院“抢”号子,一些基本的身体疾病,完全可以由基层卫生机构来消化。但基层医疗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农村基础医疗的发展现状令人担忧。
根据有关数据,我国每年培养近60万名医学生,但只有约10万人穿上白大褂,下基层医生更是流失严重,收入低、不能实现抱负,是贫困地区留不住人才的原因之一。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马克唐镇卫生院只有4名职工,为19个自然村的5040人服务,职工的待遇和所承担的繁重工作不成正比。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郭玉芬谈到西部、农村医疗人才匮乏的问题,几乎要哭出来,她认为城乡医疗秩序混乱与基层医院建设不到位有重要关系。
- 违法成本低终究为“黑诊所”点了火
重拳打击不净,无风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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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的是,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对于打击“黑诊所”的力度是空前的,可以说是:“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但究竟“黑诊所”为什么会死而复生、打击不净的?
或许从法律上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目前,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打击非法行医的主要依据是1994年出台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多是采取责令停业、没收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罚款等行政处罚。
谈及到处罚,法律法规限定了对“非法行医”的处罚金额,对非法行医者或机构最多只能罚一万。其中分第一次行医的,罚3000元以下,第二次被查处,可罚款3000元以上,一万元以内。
而在最新修订的《刑法》里,对非法行医的入刑标准也只是定义为“情节严重”,但对于本罪的理解和认定,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
最终致使无证行医行为一般不触及刑法,而行政法规上又没有对无证行医者规定强制措施,几千元的罚款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他们很快就会重新换个地方"另起炉灶",死灰复燃。
- 合作医疗跨地医保难题为“黑诊所”助了风
现行医疗体制改革跟不上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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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诊所”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出现的。此前,农村人口还未大规模流动,农村中延续着我国从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逐渐成型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但这项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公社制度,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务工,农村合作医疗出现了严重萎缩。农村居民受到医疗保障的比率由1978年的85 %急剧下降到1998年的13.7 %。
失去了旧保障,又受困于户口问题,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共医疗资源的进城务工者,只能在城市陋巷中和边缘处的非法诊所里,解决治病就医的问题。
终于在2003年,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才出现新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进城打工者的医疗问题看似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农民工作为城乡“两栖”人口,仍然处在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夹缝之中。
- 黑诊所单靠“打”无法根治,学习国际做法
澳大利亚居民看病自付6%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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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压缩非法行医的空间,除了处罚和严管,更重要的是基础医疗制度的完善。2013年和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建设,做了较大篇幅的阐释。但究竟如何落实,似乎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不过国际社会上对于医疗体系建设有更好的范例。
在澳大利亚,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筹资中,政府筹资占到80%以上,另外有10%—5%是私人医疗保险筹资,居民自付比例仅占6%—7%,并且丰富和完善农村地区初级卫生保健的内容。
日本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投入了相当数量的财政资金,约占医疗保险总费用的32%—35%,用于保证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民都能参加国民健康保险。
综合起来看,这些国家在农村医疗问题上都强调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建设方面的责任,努力将医疗服务全民覆盖,分层分步的推进,适应社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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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诊所”不绝实际上侧面折射出了我国医疗制度弊病,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仅靠“打击”二字,需要政府花大力气投入和思考,针对中国特色做出相关的试点。
委员代表写议案,政府工作报告讲,全国两会年年提,但“提一提、讲一讲”终究是个简单事,政府“做不做”、“怎样做”就是个大问题,大实事。政府要考虑的是,如何盘活和医疗行业相关的各方各面,药物流通是否可以建立“专属通道”?取消“以药养医”是否可以更快一些?
我们大胆的试想一下,假如中国看病自费比例仅有6%-7%,看病也不需要托关系挂号排队,黑诊所的生存土壤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