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台“禁令”容易，保证“禁令”不易

　　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教育部出台《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划出教师行为的6条红线，并规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典型案件要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给予开除处分，并撤销其教师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教育部的此项规定，网上评价两极，一极评价为“史上最严”；另一极则认为依然是“官样文章”。“教师收礼”是教育领域的沉疴之一，加大治理毫无疑问是应该的、紧迫的。但“不看广告看疗效”，我们见过太多的“史上最严”了，也听过无数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了，教育部这次的“教师禁令”能走出以往的尴尬吗？

　　“收礼”基本上只发生于教师与学生及家长之间；教师行为的可回报性，披上了“尊师重教”的外衣，只求对孩子负责一点、关照一点，教师也都会给予相应回报。那么，除了极少数的“索要”或者“陷阱”，究竟能“发现”多少起呢？姑且不论“查处”的威慑力，但解决不了“发现”的前提问题，这样的禁令就更多只能起到提醒的作用。

　　治病要治根。任何职业伦理的坚守，终极力量都不是“禁令”，而是基于信仰基础上的自律；基于“禁令”基础上的职业伦理建设，基本都是不断降低其“底线门槛”。“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最光辉的职业”，可即使尝试了“免费师范生”政策，就真的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来当教师吗？现在的教师有多少人具备神圣的职业荣誉感呢？教师真不知道接受“请客送礼”有违职业良心吗？只是现实的无奈导致信仰的缺失所以才“从”了。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谜，但现代的鲜明特征就是，法律与道德在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各行其道。法律主要解决“禁止”什么的问题，带有强制性；道德主要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带有倡导性。因此，解决路径也就不相同了，“禁止”性的东西交给司法去解决，“倡导”性的东西交给行业自律去解决。行政的权力，天然具有“膨胀、自肥、自我保护”的倾向，注定出台“禁令”容易、保证“禁令”不易。

　　说穿了，教师之所以接受“请客送礼”，有两个主要内因，一是教育还没能回到应该做什么的本真，加上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家长不得不请客送礼；二是教师地位的客观重要没有在现实中得到保障，信仰与荣誉感的缺失导致教师接受“请客送礼”见怪不怪。这两个内因不除，再严厉的禁令也难以持久。

　　并非不赞成出台类似“禁令”的良善初衷，但教师伦理建设是个系统工程，这种仅靠行政“禁令”的方式，极可能就是按下一个“葫芦”浮起一个“瓢”，因为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教育部的类似禁令出台的还少吗？可以往的效果都很难说是成功。这难道不值得评估与反思吗？“禁令”多一个不多，但愿，这次“史上最严”的教师禁令，能够迅速见效，这样也可以为教育领域种种问题的根本治理，赢得宝贵的时间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