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抢红包自有其宏大叙事

　　又一年春节，又一度红包大战。尽管仍有不少人呼吁放下手机，回归亲情，但不论你承认不承认，手机抢红包已然成为人们“欢度春节”的一部分。这是需要被理解并认同的新年俗。

　　数据显示，2月7日除夕，微信红包的收发总量达80.8亿个，是去年的8倍。而在支付宝方面，互动次数更是达到3245亿次，是去年的30倍。支付宝的意图是，用福卡的场景刺激用户关系的产生，以后在支付宝上，好友可以方便地进行金融产品的互相赠送与推荐，分享和讨论淘宝天猫的商品，收取班费、AA付款，用亲情账户为孩子设立教育基金等金融服务。

　　当我们置身在家中，在至亲的人们中间，我们也都同样置身于现代科技文明的应用场景中。在还没有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之前，红包也从来不是新鲜事，它一直都是中国人在春节期间用以表达情意与祝愿的美好意头。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支付宝在内的手机红包式，改变的只是红包的发放方式，但寄予在红包之上的传统而美好的意头，并不会受到弱化，反而会在更多的互动中得以加深或加强。由此而言，这样的一个春节，是手机红包消解不了的年味，亦是低头一族未曾疏离的亲情。

　　“互联网+”已经无远弗届。微信数据显示，北上广深微信用户在除夕17时至24时，平均停留微信的时间为120分钟，其中90分钟在聊天，30分钟在看朋友圈。更重要的是，随着移动支付跨越地理鸿沟在全国范围进一步普及，信息的充分沟通也进一步抹平了人们在技术方面的特权，更多的人越来越受到科技服务的加持，更多人因而有机会接触“指尖上的红包”。正像支付宝方面宣称的，随着大量一二线城市的打工族们回老家过年，充分带动了三四线城市地区的用户活跃。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种使得大多数人获得更多了权力的技术进步，那么寓意着移动支付与平等共享精神的手机红包，则不啻是一种关于“互联网+”的启蒙。不可否认，手机红包的新年俗加上春晚这样一个“传统年俗”，已经让除夕有了关于时代发展的内涵。无论春晚如何遭遇吐槽，它仍旧受到万众瞩目。过去，依托春晚出现的经济活动就是“广告”，品牌商抢占春晚这个高地，在最受关注的时刻追求品牌的曝光。

　　现在，依托春晚和红包，当中国的商业精英们努力寻找接触用户的新机会之时，更多的国人也找到了一个与这个时代的变革与力量进行对话的方式。

　　红包通过春晚平台，最大程度的接触到用户，而当其中大量新增用户是来自三四五线城市乃至农村地区的人口之时，红包已经是一次最大的启蒙与粘合。尤其是，当红包只是一个触发点，一旦使用它的人们可以通过支付宝享受到更多的普惠金融服务之时，其意义已经是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革命。所以这虽是农耕传统节日的延续，却同样包含现代文明的题中之义；虽仍是一场关于宗族社会一脉相承的古老约定，也必然是一场关于社会变迁与生活方式转型年代的碰撞与交融。

　　我们为什么需要红包？因为它既有着社会深层次的发展愿景，也有着关于人性哲学的美好祝愿，也更有着生活方式转变的快乐和意义。牵动如此多国民的事件，一定有它宏大的叙事。社会与科技的进步，已经注定我们都是“回不去”的。因此“互联网+”的浪潮之下，也不必对人们热衷于手机红包的现象耿耿于怀。我们将乐见一种更开阔更自主的改变。(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