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4月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打通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衔接的绿色通道,力争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技术群体突破。”基础研究，不重短期应用，而重在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

　　比如，没有牛顿的“三大定律”，人类不可能计划登陆火星；没有爱因斯坦等所做的“基础研究”，或许就没有20世纪科技的突飞猛进；没有拉里·罗伯茨等“互联网之父”开发的计算机网络，很难想象会不会有今天的信息技术革命。

　　从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到十年后变成5G的“熊熊大火”；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姆采夫发表的一篇“钻石切面可以散射无线电波”的论文到20年后美国造出了隐身的F22战斗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吴仲华教授的三元流动理论对喷气式发动机的等熵切面计算法，到奠基了今天的航空发动机产业，这就是基础研究的力量。

　　我们的文化基因，更多是“学”的表达，既“应用”，往往忽视对原理的探索，这也是我们在“模仿”方面能力超强，而在基础研究方面，对科学原理的探索上处于弱势。好在，从国家到科研工作者，都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毕竟，我们再不向基础发力，我们的科技创新发展永远会受制于人，借别人的梯子登天，就要预防别人翻脸抽掉梯子。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基础研究”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科技创新、文明进步，都是源动力。毕竟，没有源动力，我们跑不远。

　　历史的经验表明，科学技术划时代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原始创新和基础性研究。从科学家对基本粒子，基因，纳米尺度物质等微观世界的研究，到核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等突破，我们探索的视野越小而深，我们取得的成果就越大。

　　虽然我们目前已然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但我们的基础研究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庆幸的是，我们认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且正在奋力追赶。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高等学校、政府属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分别为722.2亿元、510.3亿元和50.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2.4%、20.6%和51.6%，基础研究占比首次突破6%。

　　国家的强盛，要靠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而基础性研究是高新技术研究的基础，只有源源不断地从基础研究中发现新的东西，我们才能建立我们的科技权威，才能有安全感。但鼓励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关键是要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适于基础研究的环境。要摈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倾向，倡导宽容失败，鼓励争鸣的学术氛围。年初，科技部等5部门印发的《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强调，要“建立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评价制度”，这为解决我国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原创性成果的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持。

　　从改变学术评价制度入手，从甘于坐冷板凳开始，向基础研究发力，相信会有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到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中来，共同筑牢我们的科学之基，摆脱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让更多原创技术，为民族复兴征程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