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导

　　一般来说，如果有属于某个群体的特殊节日，大致可以判定这个群体是相对弱势的，比如说三八妇女节的妇女、六一儿童节的儿童、九九重阳节的老人等。节日一来，大家一窝蜂地扑上去寻找灵感，平日里司空见惯的事，也要解读出点儿不一样的意义；节日一过，一切复归平静，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比如说三八妇女节，职场上的女性从单位领了条小丝巾或一桶洗衣液，乐颠颠地逛了一个下午的街；大学里的女生们兴奋地浏览了一整天各种煽情夸张的标语口号后，这个节日就这么一阵儿风似的过去了。节后还在谈论女人的话题，立马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植树节、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接踵而至，谁乐意总和女人们纠缠不清呢。

　　这种通过过节解决问题的模式虽不可取，但它毕竟还是会引起社会的一些关注。比如我们大可以借着三八节的余绪，继续讨论与妇女相关的问题，与旧时强调三从四德相比，今天女性的社会地位确实有了提高。这么说似乎有点儿不着边际，不过，看看一百多年前的史料，我们就会有直观感性的了解。

　　在田涛、李祝环先生的《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一书中，记载了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威妥玛，在其《文件自迩集》中所收录的清朝同治年间的一份“卖人契”。该契约中载明：“立卖契人吴凤鸣，今因贫苦，将本身亲生女吴月珍，年十七岁，凭中人杜二，卖与余老爷为妾。当下三面言明，身价银六百两整。俱已眼同兑清收讫。自卖之后，任凭将亲女吴月珍领去，身与身妻丁氏永无异言，并议定永无来往看视等情。如身女干犯余宅家规，任凭家主处治，身不能干预。至疾病夭亡，各听天命。若有勾串欺骗情弊，惟中人杜二是问。恐后无凭，立此卖契为据。”契约下面是立约的时间、立卖契人手印花押及中人花押。

　　仅从表面来看，这份简单的契约，包含了合同所应有的几乎全部要件，言简意赅，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古代社会之所以“官有政法，民从私契”，正是因为这私契的水平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它可以有效地调整绝大多数民事关系，预防各种民事纠纷的发生，而一个“从”字也说明了私契在民间的认同度。只是在这份高水准的卖人契中，背后却包含了无尽的恓惶和悲苦。契约中“因贫苦”三字，揭示了“卖人”的理由，双方买卖的“标的物”是十七岁的女孩儿吴月珍，“买方”为余老爷，而吴月珍去余家后的身份为妾，她的身价为银六百两。在这个由吴氏父母经手的买卖中，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唯有这个女孩的情感需求不在考虑之列。

　　这短短百余字的“契约”，就决定了一个十七岁花季少女一生的命运。在古代社会像吴女这般命运的女孩子不知凡几。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女孩子，甚至连身体健康权也没有。因为延续一千多年的缠足陋习，使女孩子们从三四岁时起就不得不忍受非人的折磨，把脚缠成三寸金莲的模样，以社会上一半人口的残疾，来满足一种畸形变态的“审美观”。当英美国家的女性已在为妇女的选举权、参政权而斗争时，中国的女人们却连健康地活着都是一种奢望。因此，身体的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导。

　　说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从“历史上的今天”来看，1912年3月11日，孙先生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了“劝禁缠足文”。令文内容为：“夫将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孙，生理所证，岂得云诬？……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尢其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令文的颁布，使得千百年来妇女缠足的陋习得以革除，也使妇女可以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在谋求自身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其社会价值。

　　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女性已取得了和男子几乎一样的成就。而在理论层面上女性也几乎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只不过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对女性的歧视仍为常见，而这在就业中体现尤为明显。许是女子善于考试的特点，在大学里的某些专业中，女生早已占据了半壁江上，比如笔者所在学校的校区名曰“洪楼”，而这个校区有外国语、艺术、法学等院系，女生超多，所以这个校区又被学生们戏称为“洪楼庵”。“庵”里的姑娘们无论颜值还是智商，都没得说，而且在三八节时也收获了男生们各种“示好”的横幅标语，可这一切都挡不住在毕业季时笼罩在她们身边的愁云惨雾。虽然用人单位倒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不招女生，但招到小伙儿时的乐意和痛快他们也丝毫不加掩饰。

　　91年前，1925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他留下的临终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虽意涵丰富，但用它来激励仍在为平等而奋斗着的女性也未尝不可。或许什么时候不再刻意为女性过节了，女性的地位才真正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