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师还没学会走心地讲课

　　对于一生以革命为志业的孙中山来说，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革命已然成功或基本成功了。1912年4月1日，在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的饯别会上发表演说，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也即以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至少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至于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也只需在平均地权和大兴实业方面下功夫即可。

　　当然，孙中山先生的这种信念并未持续多久，很快他就发现，革命的成功并不像用中华民国的名号取代大清国号这么简单。所以，除了从事"行动中”的革命外，他更多的是在各种场合抓住各种机会面向各种群体，不厌其详地解读和宣传他的革命理想、目标和手段，希望通过"劝”说，使世人了解并践行他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然而在他宣传这些理论的初期，却是连名牌大学的法学博士都不容易弄懂的。比如五权宪法，是由孙中山先生结合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和中国传统的弹劾、考试两权而自创的。在演讲录中，孙中山就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和后来在民国时期执法学界、法律界之牛耳的王宠惠解读五权宪法的事，说王博士虽然在花了两个星期之后弄通了他的五权宪法，但在考察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之后，却又觉得五权宪法在中国行不通了。法学博士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久居专制之下的普通民众呢。对于此种状况，孙中山先生倒是抱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五权宪法"现在虽然没有人懂得，年深月久，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后，将来总有实行的时候。”而宣传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利器。不久之后，依据五权宪法的设计组织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变成了实现其革命理想的载体而逐步地深入社会，走向民间。

　　孙中山先生将一种曾经连法学博士都不容易弄懂的曲高和寡的理论，变成一种妇孺皆知的"常识”，他的演讲起了重要作用。

　　从该书辑录的内容来看，孙中山先生演讲的对象有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党员；有军人，有商人，有银行家，有学生，有普通市民，有外侨，有国际友人；演讲的场合有欢迎会，有饯别会，有开学典礼，有毕业典礼，可谓五花八门。然而，面对形色各异的听众，孙中山先生居然都可以将其主题定格在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国问题上。比如军人，要进行革命精神的教育，就要"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地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比如国民党，要想革命成功，就要"得人心”，得人心的方法就是本党党员要"人格高尚，行为正大。只要民国一天没有建设成功，三民主义一天没有完全实行，我们的牺牲便没有一天的止境。”比如教育家，不能"以不谈政治为高”，因为教育的进步，有赖造就人人负责任的国民。如此等等。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孙中山先生对自己"主义”的坚信简直到了迷信的地步，似乎只要大家信了他的"主义”，即便像普及教育、修筑道路等这些需要花钱的事情，也都可以迎刃而解。

　　如果认为孙中山先生就是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主题，拿着一份儿"通稿”大江南北地走到哪儿念到哪儿，海内海外地炒冷饭，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演讲的精彩之处，就是他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听众，从各个角度阐释同一主题的不同侧面，演讲中所折射的，是他对古今中外新知旧识的融会贯通，那些信手拈来的例证，恰到好处地说明着他的论题，而他对某种理论的诠释，绝不是浮光掠影追逐时尚的点缀，其背后研究和思考的痕迹清晰可见。在演讲中，他的"本大总统”、"兄弟”的自称，既凸显演说场景的差异，也表现言说者的亲和，既有讨论重大问题时的庄重，又容易形成与受众推心置腹的互动。

　　反观我们的课堂，有灌输而无思考和互动；会场上，有报告而无文采和激情，听众只好走神而不能走心。在今天，假如能用平实的语言解析中国梦等高调的理想，用极富个性又引人入胜的演说阐释法治国家构思的精妙，它们深入人心的时刻或许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