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势与蓝领中产阶级的养成

　　一些劳动法专家的看法是，对劳工利益的维护举措可能会让企业负担过重，让企业发展受阻，又反过来负面地影响劳工就业。我想，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思路，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当欧美企业反对政府监管措施和劳工保护立法时，有些老板和学者就不断地提出，改善工作环境和劳工待遇会增加用工成本，减少工作机会，最终受害的还是工人。他们甚至说，工人自己并不在乎脏乱差的环境，只要有工钱挣就知足满意了。

　　“发展就是硬道理”说的是全面的社会发展，而不是单纯重视GDP增速和企业利润的增加。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和我说过一个故事，他母亲在老家的汽车轮胎厂工作，工资比他这个副教授还略多点。有时候经济不景气，工厂不会轻易裁减工人，但是会减少工作钟点，这样他母亲的收入也会降低一些。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固然力量强大，善于就工资和福利与公司谈判，但是劳工阶层如果工资低得买不起房屋和汽车，除了会导致工人与企业关系紧张，打击工人的工作热情，其实还会造成消费市场萎缩，让产品没有销路。亨利·福特这位现代汽车工业的鼻祖就曾经在自传里面讨论过，经济低迷的时候，一些愚笨企业的思路是偷工减料或者降低工资，试图以更低的价格来加强竞争，而正确的办法是：用良好的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调整产品结构，并且通过加强对工人经常性的培训和教育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发放体面的生活工资，养成一个蓝领中产阶级。

　　福特从来都认为，企业家是有重大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他坚信，企业家的目标应该是支付同行业最高的工资。如果他成天考虑裁减工人和降低工资，他的经营管理水平一定极差，他只能想象通过牺牲工人——自己经营的伙伴——来维持生产。如果大批企业家都这样经营，普遍的低工资水平就会把一个社会推入市场萎缩、缺乏创新和消费能力的困境和恶性循环。所以福特提倡的经营理念是，企业家不应该琢磨如何发放尽可能低的工资，而是应该殚精竭虑地组织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工人和他的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的妻子能够在家照顾孩子，而孩子们能够接受良好教育，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包括成为有技术、品德优秀的下一代工人。福特的名言是，如果他不得不在降低工资和削减分红之间做出选择，他会选择削减分红，因为降低工资同时也降低了大众的购买力，会最终破坏经济繁荣。“工资是神圣的，因为工资意味着住房、家人和家庭的命运”：工资不仅是一项生产开支。在无数人的生活中，工资意味着面包、取暖的煤饼、婴儿的摇篮、孩子的学费，意味着温暖家庭需要的一切。

　　大型现代化企业是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超强社会组织，对一些极其复杂和困难的社会问题自有其高明的解决之道，譬如在经济下行时期安置和组织工人就业和自救。而这一潜力恰恰是我们在“社会化”的口号下倾向于忽略的。福特觉得，拥挤、生活紧张的工业城镇未必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他曾经提议把工业和农业糅合在一起：把公司的分厂设立在乡村，让农民一部分时间在田间耕种收获，另一部分时间在车间劳动。借助农机的普及，农业劳动需要的时间和人手比较有限，这种亦工亦农劳作对稳定持续工业生产的干扰可以被降低到最低限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名副其实的农民工能够离开拥挤污染的城市，又能成为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工业劳动者。他们自己生产食品和住在自己的农场，生活费用也大大降低。福特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种家居式的、同时又是现代化的亦工亦农生活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减弱经济波动和严重失业的冲击，也会有效保护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完整和美满。其实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苏南和浙江不少成功的乡镇企业走的就是类似的道路。

　　探索各种符合国情的经营方式，应该始终把劳工福利改善作为基本原则。如果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教育水平良好的蓝领中产阶级，我们对印度、日韩乃至美国的社会发展优势也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