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定价权下放更要“落地生根”

　　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决定，废止教材价格和部分服务收费政策文件，自今年5月1日起执行。同时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加强对教材价格和有关服务收费的监管，切实保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据了解，去年教材价格、公证服务收费、司法鉴定服务收费下放省级管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政府有关部门，于2016年5月1日前制定教材价格和相关服务收费标准。(新京报4月2日)

　　包括教材价格定价权等文件的废除，标志着国家发改委简政放权的进一步彻底化，体现了国家进一步大力简政放权、增强市场活力的思维、勇气和决心，对教材价格更加有效的回归市场、体现真实，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可是还应该看到的是，就现实情况来看，要想真正实现教材定价权下放后，教材价格更加的科学合理和体现市场价值，并不是教材定价权单一下放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教材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已经实现了全国多样化、多种版本的并行，这样形成的局面是，一省或几省、一市或几市可能同时使用一种教材。比如我们最常用的人教版教材和苏教版教材，有些省份虽然选用他们的教材，但这些教材可能就不在相关省份编写和印制。如此，教材定价权下放到省市一级后，届时是由教材所在编写或印制的省份统一定价，还是由最终教材使用省市定价？

　　如果是前者，如何确定不同省份同一教材的不同成本，进而确定最终价格、最终尽可能体现市场价值？如果是后者，就很可能出现完全相同的同一教材，却有多个市场价格，有损市场的统一性。而且就行政效率而言，同一教材多个省份同时为其多次确定价格，无疑也是一种行政管理服务资源的重复和浪费。

　　同时，根据《通知》要求，教材定价权下放后，各省市在制定教材价格时，应严格遵守相关的定价程序，科学核算成本，在此基础上合理制定教材价格，这无疑扼住了届时教材价格可能虚高不合理的关键“七寸”。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教材价格成本核算办法。这样，如果让各省市自行制定教材成本核算(监审)办法，届时有可能是“一个将军一个令”，全国30多个省市就可能有30多个教材成本核算办法，据此而核算和最终确定的教材价格，也会各不相同。如此，届时全国教材市场的价格尽可能的统一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又该如何实现和体现？

　　没有统一的教材成本核算办法，最终的价格各省市又有绝对的自主权，这样让人担心的另一问题是，届时教材价格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价格，大部分是财政买单，社会等监督力量很弱，如何不会出现虚高等“腐败教材价格”？

　　这不是臆想和杞人忧天。一个可借鉴的例子是，此前我们也是按照以省为单位招标采购药品等，但多年来的实践结果却表明，在药商等的糖衣炮弹下，“腐败药品价格”比比皆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种药品，在不同省份的最终招标却相差非常明显，相差几倍甚至更多的差价也不稀奇，这还是最终要患者买单，社会监督量相对还强一些。

　　无疑，这些问题非国家教材定价权下放、各省自行出台教材价格等所能解决。国家下放教材价格审批权相对容易，但要让这一政策有效在基层落地生根实现下放的初衷，就不能简单一放了之，而要用很多工作和配套措施来保障。

　　首先，国家要明确同一版本教材的审批权到底归谁管理和定价，避免太多头管理而出现的价格统一性和严肃性不够，且浪费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其次，虽然定价权下放，但国家有必要尽快出台和明确教材成本审核的统一规则，避免政出多门而出现行事规则混乱；再次，虽然定价权下放，但监督管理尤其是针对可能的“腐败教材价格”进行及时必要的管理，防患于未然，维护教材市场秩序，也让国家有限的财政扶助教育资源尽可能的“好钢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