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文物单纯看成“文化资本”

　　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针对文物工作做出指示。“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本着无愧历史、无愧未来的责任心，依法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等观点，令人印象深刻，是在新一轮改革和发展背景下对文物工作的一次集中阐释。

　　召开如此高规格的文物工作会议，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它一方面表达了，一个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大国始终把握着软硬实力的辩证法，对长远视野下的文明进步有着清醒的态度和执着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提醒，现下的文物工作并没有达到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水平，保护力度、管理水准参差不齐，甚至在对其价值的认识上也存在着“跑偏”。

　　常常关注文化新闻的人会发现，文物、历史遗存、文化概念的悲喜剧每天都在上演，彼此之间的“待遇”有时判若云泥。这边厢听到的是，“大理龙首关遗址因修路被毁”“玄奘埋骨的西安兴教寺面临拆迁”“济南万人坑遗址卖给开发商建楼”，哪位的墓园变成了菜园、哪位的故居被拆除、哪里的历史性建筑成了公厕；那边厢看到的却是，四省五地热抢“炎帝故里”，三地竞争“杏花村”名号，嵩山少林寺与管委会就门票收入对簿公堂……与民族历史相关的实物和概念，都被放在了资本公式中计算，能变现的往往洛阳纸贵，不能资本化运作的大多命运多舛。

　　现代社会里，概念、传统、古迹、文物等文化资源已经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本进入经济运作，文化哲学学者曾有过深入的描述。一旦这些历史人文的遗存被单纯当做“文化资本”看待，文物保护就很容易被商业逻辑绑架，文化发展规律就往往要服膺于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其产生的结果就是，缺少市场价值的文物古迹在事实上被抛弃，而能带来巨量门票收益、雕塑地方文化品牌，或者能够起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功能的历史遗存，也常常蒙上了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的阴影。

　　从这个角度看，会更明白习近平强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的深意，以及“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几条方针的排序和逻辑关系。事实上，虽然文化具有创造市场收益的能力，但文物古迹同样具有公益性、历史性和民族性，其高水平的保护和利用，正是建立在对以上多重价值的平衡之上。

　　文物工作会议的现实针对性很明显，而它的落地执行还有赖于官方和民间新的评价系统的建立。对于前者而言，应该借鉴环保进入干部考核规章的经验，将文保工作绩效纳入政绩考察；后者则意味着，要赋予基层文保工作者、文物专家等泛文化群体更多的话语权，形成对文物工作问计纠偏的习惯。说到底，文物是一个民族的先民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嘱托，这个传承的过程不应被保护开发上的短见所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