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情妇等“腐败合伙人”咋逍遥法外？

　　背景：近日，中央纪委网站宣布，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早在2011年，他就因违纪被免去四川省副省长职务。一位德阳退休处级干部称，李当年在德阳除了有被媒体指为女“间谍”的情妇外还有其他多名情妇，这些情妇现在大都已被提拔外调。

　　南方都市报发表金泽刚的观点：从诸多报道来看，贪官情妇被处理的很少见。对贪官的情妇一味地从轻处置，也是对党纪国法的误解与背离，其结果很可能会挫伤民众反腐的积极性，成为反腐的一种负能量。所以，对贪官的情妇，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处理：第一种情况，情妇不是党员干部，且本人不涉及违法犯罪的，如果从贪官处获得较大财产性利益，则要一律予以追缴，致使其人财两空。第二种情况，情妇参与贪官的违法犯罪行为，与之形成利益共同体，触犯刑律的(如构成介绍贿赂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则要依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若情妇本人是党员干部的，还要根据相关条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第三种情况，情妇是党员干部身份，因做贪官的情人而得到提拔重用的，根据条例规定，不仅仅是降级降职处分，情节严重的，还应该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籍。在这里，决不能存在给予“断崖式降级”或者“恢复原状”就足矣的心理。

　　小蒋随想：向官员行贿的商人很少因为受贿官员落马而被追究刑责，向领导行贿而获得提拔的下属很少因为领导落马而受行政与司法惩处，曾与贪官共享腐败果实的情妇同样鲜有和落马贪官“共患难”……上述状况很容易让人产生狼狈为奸却惩处有别、有罪不罚难免放纵之感。既然法律强调公平与公正，就不能听凭某些人的一面之词，将行贿者与贪官情人简单视为“被迫”与“弱势”；对于参与共同腐败、攫取腐败果实者，在惩处时应该一视同仁。执法机关不应片面为了避免官场地震，或被老板投资所掣肘，而对相关人员的处理畏首畏尾。须知，肃清腐败余孽，有利于重树行政与市场的健康氛围，会令正直的干部更有干劲与奔头，使正经的商人对商业环境更有信心。至于腐败者的情妇，本应受到鄙夷与唾弃，却因为腐败者曾经的当权与得势而“嘚瑟”了许久。这往往不只是当事人道德有问题，更掺杂了太多靠权力腐败得利的贪婪与丑陋。基于此，有何理由对贪官情妇网开一面？在一些案例中，或许需要类似“污点证人”，从而尽快挖掘出腐败的老虎。但是，宽大处理不能无限度、无法则。

　　治理“庸官懒官”别再搞“人性化处置”

　　背景：新华社记者梳理发现，全国范围内已有多地治“庸懒”动真格，31个省区市都有市县出台规定或者采取行动，不少“庸官懒官”丢官去职甚至锒铛入狱。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行政“软作为”的现象仍然存在，部分干部无利不想为、懦怯不敢为、居功不愿为的畸形心态仍然存在。

　　京华时报发表连海平的观点：既然“为官不为”，纳税人何必浪费金钱，又何必把公权力交给这些人？在公众看来，行政改革就要做到“能上能下”，理顺退出机制。此外，也要建立合理的容错机制。一些官员之所以采取“保守疗法”，就是担心做多错多、动辄得咎。因此，建立容错机制，给有心干事的官员创造较为宽容的政治氛围，很有必要。只要不是出于主观故意，出点小问题也可当作“交学费”。在此基础上，还要形成正面激励机制，增进官员的干事收益。保障这一点，一是要完善考评机制，客观、公正、民主地评价官员的能力、素质和绩效；二是要建立与考评机制联动的激励机制，物质待遇上“多劳多得”，政治待遇让“能者上”。用好考核这根指挥棒，才能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老问题。一句话，治“庸懒”还要善“激活”，“大棒”与“胡萝卜”一样都不能少。

　　小蒋随想：精简机构时，有人说“不能把人家的饭碗砸了”，所以出现“明减暗增”。官员行贿上级，有人说是“无奈被迫”、“环境使然”，似乎该“理解万岁”。官员懒惰不作为，或违规被审计出来，又有人说是“机制问题”、“怨制度不怨人”。简言之，体制内对于干部问题的“人性化理解”有很多，各种托词借口理由的潜台词都是“铁饭碗”不能说砸就砸。虽然群众对此微词颇多，怎奈很多事情的拍板与决策仍未脱离“左手管右手”的套路，有关政策的制定与终极处置权还在权力者自己手中。在此情况下，对干部问题打板子时而不痛不痒，也就不足为奇。治庸与治懒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无须赘言，关键在于谁来落实、执行、监督。如果落实是有选择性的，倘若执行是一阵风式的，假使监督是走过场的，不会取得良好效果。惩处一视同仁，治理常态化，民主监督不可或缺，这些不能只停留在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