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变市民，最大开销是购买住房

　　截至上月底，国内有29个省份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总体看，各省方案是对2014年国务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的呼应与对接，是国务院意见的地方化。

　　粗略翻阅各省方案，不再区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是各省方案的共同之处，但有些省份取消农业户口的政策，没有多少含金量。部分省份放宽了地级及以下城市的落户条件，但地、县、镇三级就业岗位有限，创业创新“两创”空间有限，导致放宽落户条件的承诺更多属于口惠而非实至；省会及以上城市，包括副省级计划单列市，条件苛刻的积分落户成为了标配。

　　也许正因为这样，具体负责协调各省户籍改革事项的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官员直言：“总的感觉是大多数城市设定的落户条件过于严格，落户和门槛过高，使得很多想进城的农民工无法落户。”

　　拆除户籍樊篱，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当下是扩大内需、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务实举措之一。明面上，地方政府对中央户籍改革政策坚决支持热烈响应，但在实际推进时，一些地方政府却十分纠结，以至于患得患失、观望踌躇，成了地方政府户籍改革的另类“标配”。

　　对中央而言，每年新增1000万新市民只是个计划数字，可对于地方而言，这意味着持久超量规模且需不断扩大的财政投入，以及更棘手的新增就业岗位从何处着手的难题。另一方面，为刺激当前内需，尤其是拉动本地房地产发展，重新激活“卖地财政”，多数地方政府也有程度不同的推进户籍改革的主观意愿。权衡算计、左顾右盼之后，落户条件和门槛过严过高就成了必然。

　　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揭示的规律看，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尤其是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城市群集聚，是城市化的基本形态。这样的人口集聚，受市场资源和生产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普遍规律所牵引。由于大城市市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集约化程度高，公共服务资源使用效率也很高，决定了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资源利用效率会更高，综合成本则更低。

　　然而，现有人口基数、国土地理、土地和水资源分布、自然生态、环境容量以及长期无序开发，已经使我国失去了将农业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最佳机遇期”。以城镇化为主而非以城市化为主来实现农业人口的持续转移，实乃受国情条件制约下的不得已而为之。

　　当下更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如何筹集进城成为市民的本钱？

　　农民变市民，最大开销是购买住房。现有土地制度下，农民对所承包集体农地拥有经营权，对集体性质的宅基地拥有使用权。此“两权”若能通过合理合法的制度突破，允许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变现，那么，农民变市民就有了初始的本钱。按“重庆试点”(简称“地票交易试点”)的做法，“两权”转让所获取的可观变现资金，村级集体提取15%用于农民转让土地复耕整理，剩余85%切成大小两块：小块资金用于进城定居农民建立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个人账户，大块资金则由进城定居农民购买安居房或商品房。

　　在理想状态下，变现了“两权”的农民，在城里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若再能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就能货真价实地成为市民。与此同时，房地产去了库存，与房地产一荣俱荣的40余个上下游产业，亦有望重新焕发活力与生机。因此，政府、学界普遍将中国城(镇)市化能否顺利推进，视为“中国是否拥有下一个10年”的关键看点。

　　眼下，除“重庆试点”最早且覆盖范围最宽外，经中央同意，浙江等部分省区有个别市县也安排有“两权”变现试点。试点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农民对变现“两权”换取市民身份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政府预期中的那般急迫。对有钱的那部分农民而言，早已在城镇(市)购买有商品房，有没有户籍所配套的公共服务没有太大关系，而且户籍的含金量也一直在缩水。这部分农民考虑“既做事实上的市民并在城市就业，又拥有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留足退路”。加之承包地和宅基地的转让价格有望继续提高，这些都延缓和阻碍了政府所期待的城(镇)市化推进速度。

　　总之，稳妥而大胆地变现农民的“两权”，已成为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农民进城变市民绕不过去的制度之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