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公开来破解反腐的“最后一公里”

　　四川宜宾的一位年仅26岁的拆迁员陈瑞林，工作才3年胃口却不小，利用手中掌握的一点点权力贪了一百多万。他并没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无非是在拆迁面积丈量和单价核算时，采取提高补偿单价、虚增补偿名目等手段，与拆迁户勾结，肥人肥己。

　　就贪腐的手段而言，能与之一比的是郑州市勤工俭学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张庆。张利用单位负责采购郑州市中小学生练习簿册，并委托印刷厂印作业本的特殊身份，每个作业本吃回扣1毛钱，3年竟然吃走了67万余元回扣。相比张的抠抠搜搜、精打细算，陈瑞林改动几个数字就能变出不小的利益，已经算是个“肥差”了。

　　这些贪腐的手段看起来小，微不足道，很难落入法眼，也最容易被忽视，但是每一个巨大的工程都是由这样的细节组成的，这里跑一点那里漏一点，最终积累起来的数量就很可观。跟那些位高权重者相比，拆迁员只是个很不起眼的角色，但一个管理体系其实是由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组成的，基础不牢，再大的工程都难言扎实。

　　这起案子说明，权力虽小，也能养成大贪，职位虽然卑微，但反腐的力度如果不一竿插到底，也会养成大患。陈瑞林们给社会提了一个大问题：大贪巨贪容易现形，但小贪小腐该怎么办？动辄上千万元的贪腐容易发现，那种从拆迁要补几块砖几张瓦中寻找机会的贪腐该怎么办？大额贪污难免留下痕迹，吃卡拿要又该怎么办？这其实是反腐的最后一公里，而这最后的一公里因为直接涉及群众利益，在维护社会公正上又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陈瑞林之所以能虚增面积，当然钻了审核不实、把关不严的空子，但更重要的是，他摸准了制度力有不及的地方。每个人各管一摊，陈瑞林们赌的就是上级部门也不可能一一核实情况。诸如赔了什么赔了多少等一些很细节的问题，越往上隔的环节越多，发现的概率越低，拆迁员办的事，拆迁股股长可能比较清楚，但社区主任就很难说都一一了解了，同样的，如果是社区主任刻意隐瞒，的确可能人不知鬼不觉。陈瑞林之所以能得逞，正是因为这起窝案中同样也有股长、社区主任的大名，他们一起内外勾结，欺上瞒下。

　　要破除这种利益共同体，监管部门得多想点办法，把监管渗透到细枝末节，但更有效的恐怕还得自下而上想办法。街道主任不清楚哪里虚报了，但邻里街坊可能知根知底；一本作业本成本是多少，局长不知道，但印刷业的同行是一清二楚的。这些事一旦公开了就很难藏得住，你发现不了的问题自然会有人帮你发现，上级部门可能鞭长莫及，但群众的眼睛无处不在。

　　陈瑞林案发源于一封举报信的经过就颇能说明问题，并不是群众不想反腐，也不是作案者有多狡猾，很多时候是无从下手，知道有问题，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出在谁的身上。多一点公开透明，少一点暗箱操作，相应的黑幕就会少一点。反之，总是秘而不宣，神神秘秘，搞得大家都云里雾里，难免被不良用心者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