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嫖死亡”，需要真相说话

　　人大硕士雷洋之死，从警方通报的“涉嫖被抓”，突然身体不适，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到家属称警方告知为“心脏病突发”致死，短短一天多时间，版本已有更新。

　　昌平警方在这起事件的通报中，将嫖娼、抗拒执法并企图逃跑、采取强制约束措施、突然身体不适死亡等整个过程，用不到250字呈现给公众，从字面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没能回答家属和公众的一连串疑问。

　　警方当然应该向公众通报案情，家属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公众自然也会进行评判。但既然这一事件已引起那么多质疑，成为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仅凭警方单方说法恐怕还不够。比如，警方所说的“身体不适”，“内容”其实很丰富。这究竟是雷洋个人身体问题，还是警方执法过当所致，大有区别。如果只有警方单方说法，难免缺乏公信力。

　　何况，医院都“无法判断伤情是如何造成的”，也没有对死亡原因作出医疗鉴定，而且据医院急诊科医生表示，雷洋当晚送到医院时已无生命体征，为什么到了警方通报中直接被认定为“身体不适”？这个疑点不拉直，舆论的疑惑就会扩散到被简单化了的所有环节。甚至有可能，连原来准确的表述，也会引发人们的怀疑。

　　所以，雷洋之死究竟应该由谁来鉴定、谁来公布，这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从程序正义的要求看，执法部门其实已经是整个事件的当事一方，有没有暴力执法、有没有处置不当，都是需要通过上级部门或第三方机构的介入。据悉，当地检察院已经介入调查，真相越来越近了。

　　执法机关作为公权力部门，其程序的合法性，是通过事实与法律的依据作支撑的，而不是执法权力。而事实与法律的依据，一方面依赖于执法细节的举证，另一方面依赖于这些举证能够经得起法治的检验。因此，“身体不适”这个概念的背后，需要的是事实真相公开透明的执法公信力支撑。

　　雷洋“嫖娼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是因为他的死法太突然、太笼统，太像一些同类执法案例中的某些表述特征，让人感到有一种茫然和错愕。但眼下来说，雷洋究竟有没有嫖娼、嫖娼有没有得逞，究竟是“身体不适”致死，还是“心脏病突发”致死，舆论有质疑的权力，但同样也没有下结论的权力。

　　把疑点交给真相，这是执法部门与网络舆论需要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当然，真相一方面来自警方的细节披露，另一方面来自经得起法治检验和社会检验的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