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语文教育出版社修订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韩红的《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了教材,而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也赫然在列。
流行歌曲进了以往人们觉得有某种崇高感的语文课本,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有人赞贴近时代,也有人批这样会让语文教育变得肤浅、功利,甚至惊呼:教育要乱套了吗?
针对此事,浙江在线记者专访了教育专家、知名学者、基层教师和知名媒体人。他们的态度则更加开放,认为周杰伦进语文课本没什么不妥。
- 名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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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新周刊》杂志社副总编辑、青年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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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水娟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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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碧云
杭州第十中学副校长、浙江省特级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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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江
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副主任 |
- 新中国语文教材60年演变
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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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典和通俗对立,将肤浅和流行歌词联系起来,隐含了“语文课本是经典的载体,不容通俗流行侵犯”的逻辑。可是我们为什么赋予语文教材“神圣的”的光环呢?这也许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订程序有关。
在前50多年里,中小学的教材都由全国统编,我们对语文课文的刻板印象就是经典的、有教化意义的、灌输意识形态的。数十年的积淀,让语文书的形象渐成固化的面孔。《瞭望》周刊将语文课本60多年的演变过程总结为: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背景下,早起语文教材的政治气息强烈,课文中涉及党史、革命史、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突出。小学课本里便有《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课文。
1978年文革结束,语文教材面貌一新。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开始有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但开头的三篇,仍是政治内涵的课文。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对语文教材课文的反思和改进同步推进,1997年,有人发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言论,全国掀起了语文教学大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正式的改革开始于新世纪初。人性、心灵的内容不断增加,爱情题材也进入了中学语文教材。
- 著名词人柳永也是三千年前的周杰伦
流行歌曲进教材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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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杭州第十中学副校长、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孙碧云老师认为,历史上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大家作品在当时都是流行的。比如《诗经》,就是当时老百姓口口相诵的民谣,是采诗官跑到全国各地采集而来的;白居易每次做完诗后,都会读给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听,使诗歌更贴近百姓,更能反应生活,这是白居易作诗的思想主张;还有柳永的词,语言通俗,明白如话,便于传唱,因此“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到现在,还有人反对学生学习《诗经》,学习李白,学习柳永的作品吗?
如果有人批判流行歌曲进语文课本削减了母语教学的文学性,那翻开美国的语文教材,他可能会大跌眼镜。美国的语文教材完全是科学、历史、政治、娱乐、音乐、文学、体育各个学科的跨界集合。其中不仅有经典,也有流行的元素;不仅有文学作品,还有关于科技、自然、历史等多方面的内容,不像国内的语文书,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带有一定文学性的。但这样包罗万象的“语文书”,却也受到了国内教育专家的肯定和好评。
所以,我们对流行歌曲进教材,用不着如临大敌,它更多地展现的是教材编著者包容的态度,与时代接轨的勇气。
- 比起流行歌曲进教材
更值得注意的是语文课本内容的虚假和肤浅
- 课文里虚假的感情,让语文课本不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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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新周刊》副主编的蒋方舟,7岁开始写作,9岁就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童年的她,会自己找来《悲惨世界》和托尔斯泰的“砖头”小说来看。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她坦言,“(在)我记忆中,我在语文课一直都是很分裂的。”
生于1989年的她,念书时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语文教材,其中有一些“一看你就知道烂的文章,甚至你不需要是一个作家,你就知道烂的文章”。比如当时人教版初一课文《荔枝蜜》,明明用文学水准衡量并不够格,却要被迫去夸赞文章思想深邃,令她非常痛苦。
语文出版社的的社长王旭明曾痛斥,“现在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假’,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教学、教材、教师和评价在大行其道,教材危机表现为强化话题,却忽视知识传授;强化学生活动,缺技术训练。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语文观,才能编辑出好的教材。”
- “教材体”课文删改原文内容,经典的内涵或被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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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认为:“比起教材中加入了什么,我更关注的是教材中删去了什么。在做减法中,更能观察出教材编辑者的思路。”单篇文章的增减容易被发现,但编书者对经典原文的“加工”却不易察觉。
在“符合教学规律”的指导下,语文教科书的工具实用性占上风,因此出现了一批“教材体”课文。“教材体”课文从“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出发,对原文进行了删编和改写,让经典的文字更“适合语文教学规律”
有人发现巴金的散文《鸟的天堂》,因所谓的“语言规范化”,导致文中许多字句被莫名其妙地修改。安徒生作品被改编成了《一颗小豌豆》,但那是颗“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版小豌豆”。看过原文的乔乔在课堂上指出了偏差,老师却告诉她“可能你看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入选时有所删改”。
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作家叶开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 理想的语文课本
要能承载人类“永恒的情感”,无论是经典还是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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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语文课本是什么样的?
蒋方舟的答案很简单,“也许有人会认为俗或者什么的,但我仍然认为民国时期的学生教材是好的。”其中那种教人“堂堂正正”做人的正气更让她感动,让人感觉到教科书里也是有放在各个时代都不变的“精气神”,这样的语文书是可以变成经典的。她认为,周杰伦的歌词放在同类的歌词里并没有特别过人之处,也许其中有“正能量”,但它是否拥有经典的力量呢?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缪水娟主任则认为语文教学活动的本质就是一种沟通,一种合作。教材只是例子,是语言材料的案例,不管是经典的还是时尚的,只要内容是健康、树人、立德的,导向是正确的,都可以进入课本。
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原高中语文教研组组长倪江老师,认为好的课本应该保证有足够的经典,也要将当下的有启示性的文本收录。
孙碧云老师认为,好的语文教材编撰者不仅是搞文学的,搞教育的,还应该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只有各色人等,各类知识,各种角度融会贯通,教材才有创新,才有生命力。同时,语文教材应该加大阅读量改变教学方式,因为“真正语文好的都不是靠课堂上老师教出来的,而是靠学生大量的阅读”。
- 不改变应试教育导向,多好的语文课本也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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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新编并通过审查批准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有10多种,初中语文有8种,高中语文有5种。语文教材一变再变,百花齐放,真的能“救救孩子”,提高素质吗?
曾有报道称,2009年高考结束后网友周云发博客称,自己之前发表的一篇名为《寂静钱钟书》的文章,被选为了2009年福建高考语文阅读题之一。但她做了以自己写的文章出的高考题目,对了标准答案,发现竟只有1分是稳拿的。早在2007年,《中华读书报》报道,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在孙子的语文考试不及格后,做起孙子的语文考题,结果竟然也不及格。
一直在教学第一线的孙碧云老师对此忧心忡忡,“以主题单元式构建教材也好,以语文知识,读写能力训练的序列构建教材也好,根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化,学生喜欢语文书的估计不多,学习语文是为了应试,教语文也是为应试。”
如果考试的指挥棒不变,考试的内容不调整,不论小学、中学的课本怎么变,都无法触及应试教育的痼疾,期待再好也会变成镜花水月。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转变教育价值观,同时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让基础教育重视公民教育,与此同时,给所有学生以个性发展的空间。这条路很长很长,需要努力的,并不只是教材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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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一辈子的事,谨用倪江老师的话做为结语:母语教育,承载的是塑造人格、审美,触动心灵的多方面的意义。也许在考试的重压下,爱上教科书的人不会多,但是通过老师的引导,通过语文书这扇窗,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多更多,希望语文书改得更贴近人的心灵,回归语文学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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