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杰伦进语文课本没什么不妥

　　编者按

　　语文书又一次成为话题，拜周杰伦所赐。

　　近日，语文教育出版社修订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韩红的《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了教材，而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也赫然在列。

　　流行歌曲进了以往人们觉得有某种崇高感的语文课本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有人赞贴近时代，也有人批这样会让语文教育变得肤浅、功利、有快餐化的危险，甚至惊呼：教育要乱套了吗？

　　针对此事，浙江在线记者专访了教育专家、知名学者、基层教师和知名媒体人。他们的态度则更加开放，认为周杰伦进语文课本没什么不妥。

　　名家专访

　　《新周刊》杂志社副总编辑、青年作家 蒋方舟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 缪水娟

　　杭州第十中学副校长、浙江省特级教师 孙碧云

　　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原语文年级组组长 倪江

　　一、新中国语文教材60年演变：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

　　流行歌曲歌词，特别是“周杰伦”这种娱乐色彩浓烈的歌手的作品却进了小学语文课本，流行歌曲的通俗色彩和教材的严肃面孔形成了反差。有人担心，这是不是语文教学带头追星，让语文课变得肤浅。其实，以如此严肃的眼光看待语文教科书中的一两篇文章，未免太过苛刻。

　　将经典和通俗对立，将肤浅和流行歌词联系起来，隐含了“语文课本是经典的载体，不容通俗流行侵犯”的逻辑。可是我们为什么赋予语文教材“神圣的”的光环呢？这也许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订程序有关。

　　在前50多年里，中小学的教材都由全国统编，我们对语文课文的刻板印象就是经典的、有教化意义的、灌输意识形态的。数十年的积淀，让语文书的形象渐成固化的面孔。《瞭望》周刊将语文课本60多年的演变过程总结为：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

　　1949年初，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语文”课名正式确定，取代了此前的“国语”和“国文”。当时语文的目的，更多的偏重于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应用。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背景下，早起语文教材的政治气息强烈，课文中涉及党史、革命史、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突出。小学课本里便有《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课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烙下了深刻的印迹。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1978年文革结束，语文教材面貌一新。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开始有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但开头的三篇，仍是政治内涵的课文。

　　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此后的中小学语文书里，政治宣传内容大幅度下降，真正的范文——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上升。到八十年代后期，像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能在课本中看到。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对语文教材课文的反思和改进同步推进，1997年，有人发出：“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言论，全国掀起了语文教学大讨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正式的改革开始于新世纪初。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出炉，语文课本选材开始关注人性化、科学化和国际化。各地编写的新教材雨后春笋般涌现，个性化的教材大量涌现。人性、心灵的内容不断增加，爱情题材也进入了中学语文教材，有教育者认为这是“为当前教育补充了情感与人文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