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垃圾分类，如何调动居民积极性

　　垃圾综合治理是超大型城市必须直面而且要下大决心解决的重大课题。其中，垃圾分类的作用日益受到各方重视。但现实中，推行垃圾分类并不容易。在很多成功推行垃圾分类的国家或地区，几乎都曾经历过异常艰苦的“垃圾战争”。例如，瑞典在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上足足花了一代人的时间。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城市基层治理中，居民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破坏者、搭便车者、利益相关者、积极行动者。一些社区的垃圾分类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在于积极行动者的缺席。那么，如何让居民成为推进垃圾分类的积极行动者？

　　三个重要的治理逻辑

　　垃圾分类不只是一个生态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治理议题。在多重复杂的垃圾治理之路上，有三种治理逻辑尤为重要：

　　一是政府干预逻辑。政府干预是垃圾成功分类的重要前提。由于垃圾分类行为个体“成本—收益”的模糊性和不对等性，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垃圾分类行为难以形成，因而需要借助政府干预理论考察政府行为对民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在韩国和不少西方国家，垃圾治理的基本逻辑是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可以将垃圾治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确立基本的市民行为规范。事实上，在人类垃圾分类历史中，缺乏政府强力干预下的自动性、可持续性垃圾分类是极为罕见的。

　　二是利益相关逻辑。把垃圾分类转化为一个利益相关议题，使其与每个个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是促进垃圾分类的重要秘诀。日本东京就是通过这一逻辑促进垃圾分类成功实施的。50年前，东京的垃圾只能填埋，并且只有一个处理厂，后来决定每个区产生的垃圾由本区处理。但是，在每个区建设垃圾处理厂的方案，曾遭到居民反对。有些区打了10年官司才开始建设；有些工厂和居民开了100多次说明会，并通过长时间平稳运行、信息公开、邀请居民参观等努力，才收获市民的信赖。当前，东京每一个区几乎都拥有现代化的垃圾处理厂。这样的努力，直接将垃圾问题本土化、地方化和邻里化了，塑造出来的是较为理性、平和的利益相关者。实践表明，建立在利益相关者之上的治理机制，往往是理性、持久的。

　　三是“党建引领+居民自治”逻辑。我国一些社区的成功经验表明，通过“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可以促成良好的垃圾治理和严格的垃圾分类。在此基础上，还能感知令人兴奋的治理能量和善治愿望。这里面，党建引领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富有成效的价值引领、议题引领与平台引领。同时，在党组织引领下的“三会”制度、居民参与制度、志愿者制度等，又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自治基础。这种逻辑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最大特色，是当代中国在快速转型和发展中保持稳定、有效之格局的终极秘密。

　　形成五大运行机制

　　垃圾分类改变的不只是生态，还包括人的观念、行为以及整个社会的治理文化。一定程度上讲，垃圾分类可能是撬动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绝好支点。其中，可以梳理出五大有效运行机制。

　　第一，构建共识凝聚机制。爱建居民区之所以能够成功推行垃圾分类，共识凝聚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在上海长宁爱建居民区，2017年4月起正式启动中华别墅区垃圾分类宣传动员工作。居委会向每家每户发放意见征询表，并利用微信等多元宣传方式，来广泛推广绿色环保理念，告知分类工作要求。没想到，民意反响非常好。95%的人认为垃圾分类是好事，应该这样做。从中可以得到研判，在凝聚共识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对社区治理基础、社区公共意愿及社区公共议题的分析和提炼非常重要。

　　第二，构建示范带动机制。注重构建示范带动机制，可以将垃圾分类行动从一部分人逐渐扩展到所有居民，可以将不遵守规则者、“搭便车者”以及消极行为者拉入到积极行动者的队伍中来。在爱建居民区，每天早晚的两个特定时间段是垃圾集中投放时间。为此，居委会组建了一支由党员、楼组长、居民代表和物业人员组成的40人志愿者队伍，轮班在小区垃圾房前蹲点督促，劝导居民对混装垃圾进行分类，并示范投放。

　　第三，构建内生压力机制。垃圾分类的背后，不是外生控制与惩罚机制，而要产生一种内生压力。如果内生压力机制与政府干预机制、利益相关机制相结合，推行垃圾分类将变得更为顺利。那么，如何建立内生压力机制？首先，要建立数据统计机制，实时掌握小区垃圾分类动态情况。其次，可设置“红黑榜”公示家庭垃圾分类情况，并定期表彰分类良好的家庭、督促改正分类不彻底的情况。最后，应建立大件垃圾定点堆放“双告知”制度。通过两次告知，即居委上门告知和物业收费时告知，明确定点堆放要求，提醒装修期间安全事项和房屋法规宣传。

　　第四，构建专业辅助机制。垃圾分类不是简单地把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两种。现代社会对垃圾治理的要求更高，分类标准更严，分类方法更加专业。所以，垃圾分类既是一项居民参与性的治理任务，也是一项专业性的治理任务。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积极推动专业化社会组织对居民区垃圾分类的介入和指导。

　　第五，构建政社对接机制。过去，一些社区的垃圾分类之所以不能持续推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环卫部门和社区垃圾分类不能有效对接。不少居民发现，自己前端分好垃圾，可环卫车一来，又混在了一起，积极性难免受挫。可见，“政社”成功对接，有助于保证垃圾分类推进。反过来看，社区垃圾分类也会带动政府垃圾处理工作的改进，驱动环卫部门垃圾治理理念、治理流程和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