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噪音与社会末端管理

　　我们的都市生活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已经交付使用的公寓经常被重新装修。拆墙、开凿电线和管道的埋藏沟槽都需要大量使用电锤和电钻，那种刺耳和震动的高分贝声音，全国无人能够逃脱。重新装修首先需要清理原先铺砌的墙砖、地砖或者地板，往往还丢弃旧家具，导致大量垃圾和污染的产生。全国一年因为重新装修产生的垃圾，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民居在装修头一周会有严重噪音污染，之后的工程会比较安静一些。最近某著名音乐家被邻居投诉，因为其公寓装修的高分贝施工竟然长达三周，甚至将楼下住户的玻璃水壶由高处震落。

　　这位受害者向物业投诉无用，结果只能在微博上发声。发微博3小时之后，这场大噪音的施工才停止。我好奇的是，假如施工方不是名人，而是有滚刀肉脾性的邻居，这件生活小事将如何收场。这类事件再次提醒我们：物业不是基层政府，更不是执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机构；在社会末端的管理中，居委会和派出所民警应该有更加靠近和贴心的存在。在琐碎和千千万万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近几十年以来，我们有一种非常模糊、似是而非的提法，即所谓的“社会化”，好像城市基层社会不需要政府的介入，好像生活中很多具体问题可以凭借营利的物业公司来照料和解决。

　　高楼大厦并非天然就是生人社会，那里的左邻右舍并非天然就应该形同陌路。在这一都市社会的末端，理想的情况是，邻居之间应该有便捷良好的沟通，细节的管理应该有可靠灵敏的手段。而做到这一点的可能途径之一，就是公共权力应该有温柔和无微不至的存在。西方社会的一些传统，譬如强调“小政府”和“社会化”的英美文化，未必适合我们，未必在我们这里能够成为社会末端管理的有效办法。

　　由装修噪音引发出来一个重要问题：居委会和派出所这些最基层的政权机关是否只应该管治安和类似的“大事”，而离开居民日常生活的“小事”远远的。过去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有热心民警和好事居委会大妈的形象，他们甚至会告诉家长，家里孩子在街上打架和说脏话了。我们应该继承这样一种文化，丢失掉它只会让人们感受到社会末端管理的疲弱。

　　其实在我们深厚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里面，最基层的政府，甚至比较高级的官员，本来就应该去体贴百姓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新唐书》里面说到官员韦丹做江南西道观察使，发现茅草和竹子建造的百姓房屋在天气干燥时容易失火，就找来工匠教那里的人们制作陶瓦，还用减赋税、赊账和资助贫民的办法鼓励人们修造防火的新屋。韦丹的儿子韦宙后来在湘西做官，曾经组织当地村民集资购买耕牛，每二十家一起凑钱，然后抽签决定哪家先买牛，解决缺耕牛的问题。那里人结婚有大摆酒宴的风俗，动辄宴请数十或数百人，使得摆不起酒席的贫穷男女不得不私奔以逃避负担。他为此订立新规矩，逐渐破除了这个陋习。

　　在历史上，我们有保甲制的传统。北宋理学家程颢在做地方官时曾经推广五家互保的伍保制，“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传统上的伍保制，以及后来在民国时期还曾经推行过的保甲制，都强调治安功能。而其实在程颢的思路里，这种制度有很鲜明的末端社会教化和管理作用，包括组织民众照看孤寡残废和生病的过路人。他在乡村设立学校，召集乡民到学校谈话，帮助他们制订村社规矩，还审读儿童的课本，督察教师的工作，“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民国施行保甲制偏重其治安功能，效果不佳，不过已经注意到城市社会组织的疲软问题：城镇邻居多不相识，外地人众多，相互之间没有联络，给社区建设带来很大困难。

　　“恢复保甲制度”听起来是很夸张的说法。不过在根本上加强街道和小区建设的确是我们社会末端管理不可或缺的环节，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定。人民生活中的诸多小事是基层政权不可推卸之责任，必须有精细和体贴的关注和介入，不可放任不管或者粗枝大叶，更不可以“社会化”的借口任由营利的物业公司取代基层政府的职能。

　　这个问题的存在，是隔壁邻居装修的震耳欲聋声音，时时在提醒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