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丨“五水共治”的美学意蕴

　　以“五水共治”铺陈“两美”浙江，是近年来浙江省探索生态治理与社会发展，乃至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思路，也是浙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具体行动。这一行动由“水”之治，而达“江”之美，蕴含着从“浙江的今天”通往“中国的明天”的巨大思想动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而产生的生动实践。它既是一项政策，也是政府治理的具体展开，更是浙江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讨论“五水共治”的思想内涵，可以有多个视角。但作为其目标的“两美”浙江和“美丽中国”，是无法忽视的底色。治水是为了环境与生活“更美”，这一宏观指向使得“五水共治”作为一项政策，具有充分且有待挖掘的美学意蕴；而作为政府治理的展开，“五水共治”体现了美学治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浙江实践中，由审美而言治水，至少可以看到三种不同层次的美学观。

　　自然美学：重写中华美学精神的“水”意象

　　毫无疑问，“水”的美学是自然美学。早在柳永叹出“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之前，浙江就与“水”结下了不解的美学之缘。发源于重山之中的钱塘江，裹挟无数支流，在两浙大地上沉重而深刻地曲折蜿蜒，本即是“浙江”之名的由来。而在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中，这种“水”意象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

　　中华创世神话开篇，“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大禹治之，华夏文明乃成，就是一种“治水”与文明相伴相生的传统。与水的斗争，让先贤近取诸物地赋予了“水”以类人的比德意象。无论儒家的“万折必东”，还是道家的“大匠取法”，早期中国美学的“水”意象都与君子人格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荀子的描绘中，水能够“遍予而无私”“所及者生”“浅者流行、深者不测”“赴百仞之谷不疑”……水折射出的品德，是君子镜鉴的重要审美对象。

　　而唐宋以后，这一意象日渐下沉。“水”中蕴含美学精神，逐渐浸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就了农耕时代的多样和谐之美。“玉壶买春，赏雨茅屋……眠琴绿荫，上有飞瀑”，是一种冲淡典雅的生活想象；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低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乃两种迥异的怀古幽思。水可以怒拍千里，浪遏飞舟；也可以小桥呜咽，点滴天明。这充分彰显了前工业时代自然表征人类生活情感的独特价值。

　　但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水作为产业能源、物流载体的实用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审美价值。围绕着江河而建立的工业选址，大多以“征服自然”为崇高美学意象，极度凸显人的主体性。于是，浪漫主义的“水”意象被翻转，大航海时代的“水”之美学透过《鲁滨逊漂流记》《老人与海》等文本而被世界广泛接受。一旦超越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样的价值观就会以负面形象出现——曾几何时，浙江的水也展现出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寻找一条可以游泳的河”就是对这种美学价值观的反抗。

　　由“比德”到“和谐”，再到“征服”，水之美学意象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经过了三次转型。而诞生不过四年的“五水共治”，是对工业时代的“水”之自然美学的一次“弯道超车”——它一面继承了中华美学精神中的“水”之和谐意象，标举“绿水青山”的生态观；另一面又高度肯定了“水”作为自然资源的产业价值，引导发展与和谐相适应，探索实践“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观。这种自然辩证法正是建立在“水”之美学意象的上述三次转型之中，体现为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续写与重编。

　　固然可以说“五水共治”的自然美学意象，是生态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只是“五水共治”的社会治理意义，却绝非仅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么简单。它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体现出了对传统农业与工业文明的双重超越，亦是体现出“水”之审美意象在全球化社会中的流动、互联等时代特征。

　　时代美学：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关联

　　在全球化时代，流动与互联相互巩固。正因为一切要素的流动，才致使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结、共同存在成为可能。应和这一时代主题，“五水共治”所显现的美学意蕴正集中体现于“共”之一字上：共生、共建、共治、共襄、共享——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前所未有关联，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美。而“共”的目的在于“治”，“五水共治”就是要将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合而观之，探索出一种富有美学意义的社会治理方式，让万物互联的美学观落实为全面而深入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浙江的创新实践。从制度到实施，“五水共治”由生态议题一变而为民生工程，创造性地实现了两种“共”之美学：

　　就其表而言，作为制度创新的“五水共治”整合了31家省级部门而设立治水工作小组，就是一种多元力量协同作业的“共”之显现——它有效解决了“九龙治水”的体制困局，建立了从省级到地方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共”同治水的工作制度，创造了五级联动的河长制、跨区协作的新平台。

　　就其里来说，在“五水共治”的思路中，“共”之所指并不局限于“水”，而是将整个社会经济领域都纳入以“水”为起点的“治”之范畴中，通过有机组合、联动发力，探索出一种融生态、产业与民生为一体的“共”之美学治理样态。

　　譬如“拆治归”，就是一种治理视野由岸上（拆）转入水中（治），又由水中移到岸上（归）的共生美学治理样态。它从与人居环境密切相关的城市改造入手，仅“三改一拆”就表现出极为鲜明的、着眼于更新换代的时代美学特征；而在“拆”的过程中，又注重与“治”的配合，于社会发展中彰显城市更新，体现人的进步性，于生态保护中突出“截清治修”，体现自然的原生性；二者之结合，又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人及其人性的回归”这一更为根本的美学命题。

　　可以说，“五水共治”体现出的时代美学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思路，不妨将其命名为“美学治理”。它有着明确而自觉的美学指向，重视创新与共生，强调组合与联动，在社会发展的整体意涵上将“人类命运”视为一个共同体，并把“城乡截污”当作重塑这一共同体生存、生活环境的实践底线与切入抓手。就美学观的变迁而言，“共治”的美学扭转了农业文明时期的孤立、散落、单干的小农美学，也超越了工业文明时期强调流程、一致、整齐的工厂美学，试图探索的是回归和谐的、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体美学——它讲求“和而不同”与“美美与共”，而“五水共治”正是这一美学观念在政府治理上的集中显现。

　　众所周知，水与空气、阳光等一样，只能由全人类、全物种共享，它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基本保证。因此，“五水共治”并不只是要求得赏心悦目的“水清、岸绿、景美”，更是要共生于其间的“人”能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间体会得到万物关联之美，体会得到“中国梦”的切近。

　　生活美学：重构城乡百姓中国梦的新语境

　　如果说“五水共治”的美学意蕴起点于生态环境的美学营造，发展于社会经济的美学治理，那么，它的终点就是百姓日常生活的美学重构。“在清水河畔建起现代企业，在绿树美景中发展高端产业”，推进“八八战略”的落地，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梦”天然带有审美意蕴，而“梦”之实现，就是要重构一种生活美学的整体语境。以“水”为意象的“中国梦”，在浙江文化传统中有两种美学指向：

　　从其理想来看，中华美学精神中的“水”之和谐意象，即是生活的富足与优雅。在浙江文化史上，“富春山居”自古就是文人审美生活的集中凝练；而杭州作为“人间天堂”，也从来都是人们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想象。在这种美学意象中，幸福并不来源于奢侈豪华，而更多体现为对生态修复的企盼。当“五水共治”转向全面剿灭劣Ⅴ类水阶段，其美学意蕴也从宏观的大江大河，转入了小沟、小渠、小溪、小池塘……这些小微水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百姓日常生活的象征。它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只求安稳富足，进而优雅从容，求满眼清漪，求水可以濯缨，河可以游泳，求人与水有着亲近无隙的关系。

　　从其实践来看，“五水共治”并不止步于美学想象，它更是一场全民动员、上下齐心的“阵地战”。钱塘江不止有富春一段，更有潮水连天、波涛汹涌的入海口。后者在美学上充分体现为“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浙江精神——这是中华美学精神中更为久远“水”之比德意象，也是浙江“五水共治”倡导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神引领。

　　也正因为此，浙江之“两美”不仅有钱镠“保境安民”的传统性，还有浙商“鸡毛飞上天”的当代性，更有省委书记四访浦阳江的执政故事性。在这些意蕴中，“五水共治”之美体现为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更体现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以铁军精神，扎实工作，全面剿灭劣Ⅴ类水，最终重构百姓日常生活语境的艰难历程。由“和谐”而至“比德”，中华美学精神中“水”之意象在“五水共治”中实现了双重回归，百姓生活也在生态修复、产业升级、社会安定之中看到了梦之实现可能。

　　“五水共治”是“两山”理论的鲜明注脚与生动实践，是一种富有时代意味与传统价值的美学治理。围绕它，当然还可以谈出更多“美”的意味，比如水碧山青的记忆美学、留住乡愁的情感美学、关于“中国的明天”的未来美学，乃至关于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生命美学……但说到底，“五水共治”是为了人民幸福，其审美意蕴之根本就是绿水青山的自然美学，人类命运共通共联的时代美学，以及于绿水青山间再造日常世俗之美的生活美学。从自然美学到时代美学再到生活美学，由美学营造到美学治理再到美学重构，“五水共治”的美学意蕴始终指向人类在社会发展新阶段本应有的获得、尊严与幸福之感。

　　政策的“美学解读”与社会的“美学治理”

　　“美”是当前中国发展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久蔽的日常生活审美价值也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慢匆忙的脚步，寻找更能寄托梦想、体认生命的多种生存方式。正因为此，“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等句子才得以流行一时。

　　而任何一项民生政策的出台，都可能促成或制约社会审美行为的发生，故政策的美学意义尤应引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衡量与评价政策的制定、实施之于社会审美进程的价值与作用，可以看作是对政策进行的一种“美学解读”。它在传统经济、社会等层面的解读之外，彰显了政策的多重社会意义，丰富了人们对政策的认知，也为美学研究积极、主动、稳妥地介入政府工作，从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可能。“五水共治”是一项关系到浙江省社会民生问题的大政策，其审美意义自然可以做出更为深远的开拓与挖掘。

　　但更重要的是，一项具有自觉美学追求的政策，其实施即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的一种“美学治理”。与社会治理、生态治理、文化治理等议题不同，美学治理不是侧重国家发展某一方面的治理体系，而是一种更具本体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的治理样态。在美学治理中，政策以文化软实力的形式，释放出强大的柔性吸引力，对社会经济发展各要素、各阶层、各方利益进行调适与整合，有意识地引导社会朝向以人民幸福为基础的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之目标前进。这样的治理手段应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五水共治”正是其典范。它充分显现了美学在当下之于社会治理的特殊作用。

　　近年来，浙江加快政府治理转型，在治理现代化领域的示范地位不断提高，其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理论与实践也在探索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作为“两山”理论、“两鸟”理论的发源地，“两美”浙江的治理理念之提出与具体化为“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浙商回归”“最多跑一次”等改革举措，无不蕴含着深刻的美学意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美学治理的集中体现。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浙江探索的美学治理为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更加深远的视野和关怀，值得执政者的重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