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责任：经济困境下的道义担当

　　6月28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非政府论坛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约300位各国各领域代表风雨际会，碰撞思想，共谋亚洲安全与发展，其中媒体责任既是分论坛议题之一，也是诸多从业代表谋其共识的难得机遇。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贸易全球化进程面临唱衰之声的背景下，媒体生存与发展前景尤其严峻，如何在困境中担当道义承担责任，成为不可回避的拷问。

　　单以中国为例，近年来传统媒体受新媒体和不利经济局面的双重冲击，同时新媒体也在不断分化组合，新陈代谢加快，市场细分多变，信息集散能力衰减，与传统媒体一样面临受众老化、分散和后继乏人的挑战，媒体品牌和魅力维持十分困难，投入产出多数出现倒挂。

　　宏观经济形势不佳，媒体在市场淘汰中勉力支撑。于是，我们很容易听到高分贝的噪音，看到“人咬狗”的异常，甚至分不清真相与谣言，部分媒体为了刺激感官，聚集受众并维持话语权和影响力，几乎已不择手段。

　　不仅如此，在各种冠冕口号遮蔽下，一些媒体乐此不疲地聚焦世界的纷乱骚动、各国的负面新闻、政治力量的尔虞我诈，乃至所谓文明差异和冲突，忽略人类共同进步的主旋律，无视世界总体和平与安全的基本面，也罔顾不同文化、文明基本和谐相处的总态势。

　　诚然，世界多元，声音也必然多元且应受到尊重获得传播，问题在于，是否用恰当比例和分寸来处理这些造成安全氛围缺失的外界信息？为了生存而放弃使命，还是为了使命而严格自律？这恐怕是经济寒冬和媒体持续转型期媒体从业者都要考虑的问题。也许，亚洲媒体同仁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多传播积极与昂扬精神，少散布消极与低迷情绪。应该从人类进步总趋势、大方向来辩证、客观看待世界特别是亚洲面临的问题，让受众襟怀希望，确信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明天的世界会更美好。

　　第二，多一些和平与友爱的资讯，少一些战争和仇恨的信息。世界固然不平静，但是，相比一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代局部战争持续不断的过去，70亿世界人口现在生活在历史上最稳定、最安全的时期，主权国家间也较少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没有理由让受众被局部、零星暴力、血腥和仇恨所蛊惑所诱惑，集体堕入“末世”假象及其引发的恐慌。

　　第三，多一些国际主义风范，少一些民族主义姿态。全球化时代，国家依然是基本命运共同体单位，但在交通、信息、人流、物流高速发展和交叉的今天，过分强调民族主义，无疑会强化每个人的政治身份乃至种族、文化归属识别，进而放大彼此差异，遮蔽更多共同特点和共同利益，也容易引起以国家、民族为界的群组冲突。相反，更多强调全球意识、区域合作及共生共存，才有利于人类从民族国家阶段迈向人类共同体的更高社会发展形态，也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或消弭国家、族群纷争、摩擦、冲突乃至战争。

　　第四，多一些对异质文明的正面介绍，少一些盲目排斥的妄自尊大。这是一个多种文明交织的时代，文明生态多样性原本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但是，这些年各类种族主义、沙文主义、例外主义、优先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大行其道，价值观和软实力输出乃至文化摩擦和文明冲突的议论不绝于耳，使不同宗教、文化乃至国家的民众面临文明优劣的简单比较与选择，甚至将少数人的极端行为同特定族群、信仰和文化生硬挂钩。这种文明或种族优越论，曾给世界带来灭绝性杀戮和破坏，媒体人尤其要保持足够冷静和警惕，才能无愧于历史。

　　第五，多一些非军事新闻报道，少一些战争聒噪的喧嚣。世界依然强权横行，其终极表现是动用战争机器。出于维护主权和领土安全的需要，适当发展军事力量，只要透明有度，即属于主权范畴的自然权利，也是国家保障发展的正常手段。遗憾的是，不少媒体依然在靠频繁报道战争和军事动向为价值导向，通过制造不安全感来维持受众追捧，解决生存之道。这种畸形价值取向和经营模式导致公共恐慌，对政府判断和决策形成压力并催生军备竞赛，其结果不仅实现以邻为壑、以邻为敌的“自我预言”，还建构出新的危机报道及其外溢效应的恶性循环。

　　总之，亚洲安全需要所有亚洲人的积极参与和维护，作为困难期、转型期的媒体人，尤其不要忘记自己当初上路的社会责任，不要忘记媒体这个职业终极追求的道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