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才想起“农民的儿子”？

　　出身问题，现在不大提了。过去，出身不好被称之为“成分高”。“成分高”，考大学、提干都会受影响。时下是“学历高”比“成分高”要紧的年代，但有一个社会现象值得注意：在一批贪官落马后的忏悔词中，仍喜欢用“农民的儿子”这个词。
　　新近热播的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就有这么一幕：被证实为“小官巨贪”的赵德汉蹲在地上痛哭忏悔，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以致走上了贪腐之路。这时，陆毅扮演的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一番怒斥，让人感觉非常痛快：“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回顾一下，比较早使用“农民的儿子”一词的贪官，是2000年3月8日被依法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他说：“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培养了我，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名副省级干部，是多么不容易啊！”自从胡长清发明了这个辩护词以后，沿用者络绎不绝。许多老虎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农民的儿子”。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虔诚地读忏悔书说：“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将我下派到县里挂职锻炼，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的自叙细节更丰富：“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我7岁就参加了家中的农务劳动，拾柴、捡粪、放牛、放羊、打短工，随父下地种田，受苦挨累，一年到头饥寒交迫，苦不堪言”……2014年，曾有媒体梳理发现，在当时已曝光的53名官员的忏悔录中，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这些贪官的自述大体是可信的。他们本来的确是“农民的儿子”，这也被用作其辩护自己“本性不坏”的理由。但从“农民的儿子”蜕变为“人民的罪人”，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出身论和血统论一样是靠不住的。出身，无非是指人生过去的一段不可选择经历。家庭出身贫寒，处理得好可以励志，可以催人奋进，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但出身只说明过去，并不代表现在，更不能展示将来。出身贫寒不是一张“光荣证”，更不是一个政治保险箱，对腐败也不会产生天然的免疫力。
　　同样道理，家庭出身富裕，也未必就是为富不仁，未必“富不过三代”。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从创始人约翰·戴·洛克菲勒算起，这个美国首屈一指的财富家族至今，已繁盛了六代，依然如日中天，独“富”天下。北宋名臣范仲淹为官清廉，官做到参知政事，但他的儿子范纯仁照样官至宰相，官做得比父亲还大，孙子范正平官至开封尉，一样功成名就。著名诗人范成大，也是范仲淹的后裔，官至参知政事。廉吏于成龙也是官宦出身，他的远祖于坦是明代巡抚，但不妨碍他成为有清一代“天下第一廉吏”。由此可见，官宦和富豪的家庭出身，不会都化作腐败的土壤。
　　干部的提拔不能“唯成分论”，官员的腐败和出身高下没有必然关系。分析一下如今“老虎”成分的构成，既有出身寒门的穷人子弟，也不乏出身名门的后代。你曾是“农民的儿子”吗？当然不错。“农民的儿子”当了干部，理应清正廉洁才是。但是，你却从“农民的儿子”蜕变成犯罪分子，从“农民的儿子”变成吸农民血的吸血鬼，从座上客变成阶下囚，这是对昔日贫寒出身的背叛，情无可原。
　　事实上，许多贪官在伸手时，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分外爱惜羽毛，现在进了监狱，才想起了自己曾是“农民的儿子”，想想得到的一切都失去了，于是不禁痛哭失声，但为时已晚。还有一些官员，因为幼年时代受过苦、挨过饿，当了官后便“报复性敛财”，希望将自己以前的损失全部补回来，结果深陷泥沼，这更是咎由自取。说到底，为官者无论“出身”高下，都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自律、慎独。不然，待到身陷囹圄时再回忆从前“苦日子”，进而因自己的失足而“痛悔不已”，即便是发自内心、真诚悔悟，恐怕也为时已晚，不免徒劳了。

　　（原标题《这时才想起“农民的儿子”？》 原作者 吴兴人 编辑 吴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