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岂能亵渎，粗鄙绝非创新

　　这一刻，文学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倘不说明，你也许压根想象不到，这是泰戈尔的诗作。不对，准确地说，这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泰戈尔诗作《飞鸟集》中的一句中文翻译，译者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作家冯唐。

　　这，还是诗吗？这简直是对文学名著的亵渎！庆幸的是，12月28日，在众多网友排山倒海般的批评压力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公开决定：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冯唐译作《飞鸟集》。

　　应该感谢所有网友，你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文艺不能没有节操，文艺不能没有情怀、没有责任、没有价值观！

　　且说说泰戈尔和他的《飞鸟集》吧。泰戈尔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几乎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诗人，他的《飞鸟集》曾滋养了无数中国人的心灵。在印度教里，人、动物、树木、泥土，和谐统一，处处神迹，这有限中的无限，一如中国禅宗中的须弥山与小芥子，唐诗宋词中的皓月千山，道家传统中的三生万物，妙不可言。也因此，在郑振铎译作《飞鸟集》中，诸如“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诗意，均是以汉语之美温柔地熨帖了印诗意境，至今倍受推崇。

　　但，就是这样一部曾在无数少年心间播下诗意种子的作品，却被“诗人”冯唐肆意粗俗化。翻阅冯唐往日作品，“少儿不宜”是其一以贯之的风格。本来，情与性是自然规律，造物使然，自有属于它们的美学规律，自有它们的道德框架，也不必刻意回避。但将“面具(mask)”译为“裤裆”、“好客(hospitable)”译为“骚”，就不仅违背了原文原意，更是用粗鄙代替了高雅，把泰戈尔诗中的哲思和想象低俗化为无病呻吟的矫情。这些充斥着恶俗字眼、毫无修饰地刺痛着读者神经的句子，不仅不能让人体会到丝毫美感，反而令阅读者感到不适。无怪乎一位网友愤怒地指责，“如此亵渎一个以文字优美和诗意浓厚的作品享誉全球的长者，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诚然，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但这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作更应该自警自律，对原著持有敬畏之心。在翻译界，最优秀的大家向来是用自己的技艺去成就原作意韵，而不是将自身风格凌驾于原作意韵之上，郑振铎如此，穆旦如此，冰心亦如此。而且，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作为一名翻译不仅要仔细揣摩作品的思想、文采，还要传达作品所描绘的时代。郑振铎译的《飞鸟集》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不仅因为这是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泰戈尔作品，郑振铎还是第一个为泰戈尔写传记的中国人，换言之，他了解泰戈尔和他所处的时代。相较之下，两三个月就交稿的冯唐下足功夫了吗？

　　据报道，在谈及为何重译《飞鸟集》时，冯唐直言出版社约稿时承诺会给予最高水平的翻译费，每个字很多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重酬之下，难免动心，但行行有道，自古如此，更何况面对的是闻名全球的文学名著呢？冯唐曾在文学圈提出过一个论调，“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这条金线和销量没有直接正相关的关系。”如果总结郑振铎版本的金线在哪里，大概就是他遵循了“文以化人”的基本规律——人在年轻的时候，追求的是纯洁、高尚、超然和优美。可眼下的冯唐，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条金线。

　　“诗歌翻译史上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对冯唐译本，有读者如此评价。进而思之，此次事件其实更像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翻译者的文学价值失范，也暴露出当前文化出版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文艺应当坚守正确的方向。这既是对作家的自我修养要求，亦是对文化机构的最基本要求。出版立项时，应有更全面一些的考虑，不能一味追逐名人效应和市场价值，而对亵渎经典视而不见。须知，“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反映民族风貌、展现时代思潮，持续塑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每一位文学工作者都应该牢记使命，化人首先正己，打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底，用高尚的情操、充沛的情感、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传达更多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梦想之美，更好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非如此，方能无愧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