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争议本质在于权利感到无力

　　近期，《人民日报》求证栏目持续“探析PX之惑”。以韩国为例，作为对华PX出口占其出口总量七成的韩国，近年来大力增加PX装置建设，预计未来出口量将由现在占总产量的40%上升到50%以上。但同时，据记者查阅的近年来韩国发生的化工厂事故记录显示，韩国PX项目从未发生重大事故，而且对于PX项目上马，民众也不会有太大异议(8月1日《人民日报》)。

　　放眼今日之中国，不少人已经到了“谈PX色变”的地步。从2007年厦门市民以集体散步方式表达对PX项目的反对以来，大连、宁波、彭州、昆明等地都发生过民众强烈反对PX项目上马的现象。不过，公允而言，至少从技术层面讲，PX项目的危害性非但没有一些反对者想象的那般巨大，反倒是安全系数更高。

　　如果说国内专家从技术角度对PX项目安全性所作的辩护，尚且有可能被视为站在为项目合理性进行论证的立场不被公众所信任的话，那么域外诸如韩国的例证应该更有说服力。项目就坐落在市区，与居民区虽然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也绝非“千里之外”，而且项目周边的居民早已习以为常，不认为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既然PX项目的安全性在技术性方面不存在问题，那么一定有更深层次的非技术性因素。不能简单地断言，我们这里视PX项目为洪水猛兽的民众，就一定要比那些认为PX项目没什么好担心的域外民众不理性。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不理性”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关键要看这种行为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下产生的。

　　其实，PX项目靠近居民区的安全性，是有必要的前置程序作为支撑的。比如，这样的项目必须在上马前做好充分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这一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还需要在居民、社会团体和相关专家的参与下进行深入细致的反复论证。而且，从政府监管的角度讲，PX工厂所有设备都要经过安全认证，同时需要企业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也正是在如此严苛的条件限制之下，PX项目的安全性才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不论是事前对环境影响的充分论证，还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严格监管，表现出的都是权利对PX项目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也正是居民权利的有力感，PX项目的安全性才能够始终保持在让他们不用担心的程度。可是，反观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不要说居民有监督权和制约权，哪怕最起码的知情权也要等到项目开工时才能通过口耳相传“被保障”，至于政府对项目安全性的监管，也很容易在“项目至上”的理念下被虚置。这种情况下，公众不担心、不反对反倒是不够理性。

　　权利越是有无力感，问题越容易被放大。原本安全性不是问题的PX项目，在民众权利无力感强烈的语境下，就会被民众无限度地放大，放大到不团结一致让其夭折不足以保障自己安全感的地步。一个小小的PX项目如此，明显增多的社会矛盾何尝不亦如此?为什么一个瓜农的死亡就能让政府陷入信任危机，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官民冲突就会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在复杂的表象背后，潜藏的都是权利的无力感。

　　当权利无法通过制度化的途径约束权力和资本来获取安全感，那么民众就要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和载体来发泄自己的无力感，今天可能是PX项目，明天还可能是其他一件微乎其微的事件。面对这种情况，纠缠于具体事件本身注定是一个无解的命题，而放宽视野，从权利的无力感方面进行求解，或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若要让公众变得更加理性，一定要有让权利理性实现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