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减负，屡战屡败？

　　在教育系统里负担最大的，也许并不是那些孩子，而是教育行政部门。事无巨细，事事都管，倒不如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源优化配置上，把确定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权责，适当下放给学校、社会，情况不会坏到哪里去。

　　如果把给学生“减负”看做一场战役，那这场战役的战绩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最近，“战火再燃”。教育部公布了一份《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的征求意见稿，被舆论认为“史上最严”。其中包括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全面取消百分制等等。

　　说减负之战是屡战屡败，是因为这个话题已经无数次被提及了。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64年，当时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给上级单位写了一封信，建议为中小学生“减负”。这封信几经碾转，送达国家领导人面前。这之后，历任中央领导，都曾在各种场合，对教育系统“减负”问题表达关切，而相应的，教育系统也一再下文件，提供具体的“减负”指导。

　　即便话题已经持续了近50年，舆论依然不知疲倦，论者深知，教育问题不只是国之大事，更与每个人切身相关。于是最新的“史上最严”减负措施出台后，8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人民日报》、《晶报》、《云南信息报》等南北诸多报纸，都给予这个话题重要版面位置，甚至以社论形式出现。

　　《南方都市报》看到的情况是，“令人惊异的是，此次规定出台后即受到不少批评。有家长担心政策一旦落实，可能影响孩子的学习，认为规定不切实际，并将终极原因指向小升初、中考尤其是高考的竞争压力。鉴于此，普遍的舆论反响是，伴随学校减负，很有可能是家庭、社会增负。”而李泓冰在为《人民日报》撰写“人民时评”时，则注意到“此次教育部拟出台‘减负十条’……是得民心孚民意之举。从社会反映来看，颇多肯定和赞赏。”

　　之所以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并非论者刻意为之，而是现实情况中家长与学校纠结状态的真实反应。如曾执过教鞭的评论者邓海建在《晶报》所指出的：一方面，都知道没有睡眠、没有童年、缺少快乐的孩子，太需要减负了———这应该是社会的共识。但是，“考试也好、作业也罢，终极目标在于分数，这是教育的政绩考核与家长的人生焦虑最有共鸣的东西。如果教育资源配置还是按照分数和名次来，如果‘拼爹’的人生中高考仍是‘最不坏’的上升路径，就是逼着所有的老师不布置作业不考试，家长也一定会把你减掉的负担重新给孩子‘装载’上去。”这也是之前历次“减负大作战”总是以失败告终的症结所在。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变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以及由此带来的以分数分配资源的局面。李泓冰在书写“人民时评”时，就忆起“南京几年前一度高考成绩滑坡，很多人都把账算到推行素质教育上去，家长们一片怨言。”他由是感慨：“应试教育的魔力不容小觑，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顽固。”

　　但复杂并不等于无解。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只要保障学生学习、教师教学、教育管理者管理的自主权，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8月23日，他在接受财新传媒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改变管理体制，使学校和教师能够按照自己的教学计划、对学生的判断与需求进行教学。在这一过程中，行政部门应该做的是对经专业评定确有问题的专业教师问责，而不是直接插手去发指令禁止给学生布置作业。二是改变评价标准。目前全国上下都以考试分数作为统一标准，如果对学校、学生的评价体系趋于多元化，学生们就可以排很多条队进行较量，‘不像现在全国学生都排一条队，队伍很长，学生也都拼命往前挤，学业负担当然也就重了’。”

　　至少有1.8万名孩子的家长已经等不及教育系统的这种转变了。他们决定用走另一条路来规避评价体系单一、分数至上等教育系统的弊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显示，如今，在中国大陆约有1.8万学生“叛逃”学校，选择在家上学。

　　在家上学的概念，国外已经非常普遍。以美国为例，现在已经有50个州明确把在家上学列入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内语境中，其性质类似于之前广泛存在于民间的私塾。不可否认，因为教者与学者能够更好的互动，也更易于实现因材施教。在家上学较之于学校教育有其独特的长处，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成绩至上乃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也能得到很大缓解。

　　但是更多的评论者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或担忧。违反《义务教育法》是《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等诸多评论最先想到的问题。除此之外，“办学，各地教育部门有着详细的规定，要有多少名专职教师，要有多少注册金，要有专职的财务人员，要有学校管理制度，要有安全消防设施……家庭教育显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山东教师济北南在《北京青年报》刊文认为，在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的条件下，“贸然进行家庭教育，很可能会成为一次冒险。而孩子，无疑就成为了实验品。”

　　无论如何，目前这种被统一到一种思路之下的教育体系，被僵化的评价标准、刻板的教育内容困扰久矣，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在家上学就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尝试。必须承认，即便排除法律困境之后，在家上学也依然不会完美无缺，它还将面临孩子在纪律养成、社会交往、与他人的配合等方面的缺陷，但是如谢庆富在《北京晨报》所评论的，时间是检验效果的惟一：教育改革，并非教育主管部门的事，其中还牵涉到学校、家庭、学生。要改革，就要允许教师尝试、探索，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也要允许家长，换一种思路，来解决自己最为关切的孩子的教育问题。

　　在教育系统里负担最大的，也许并不是那些孩子，而是教育行政部门。事无巨细，事事都管，倒不如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源优化配置上，把确定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权责，适当下放给学校、社会，情况不会坏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