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开放造就真正的民族文化

　　“文化走出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内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非常关心的。谁都知道我们在文化上要力争上游，但究竟该怎么做？

　　我认为，文化的传承与输出必须古与今密切接轨，继往而开来。数月前游览敦煌，我碰到一位当地姑娘，我们远道而来只为专程看敦煌石窟，她近在眼前却从未参观过，原来她认为敦煌石窟“不好看”。这说明，古文物必须“活化”，必须不断被赋予现代意义，让今人有“切己之感”，从而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否则，那文物必是僵死的。

　　古今接轨，一方面要有深入的高端研究，一如敦煌研究院和各地专家学者所做的事；一方面要结合现代传播途径多做普及，如周兵导演为央视拍摄的十集纪录片《敦煌》就叫好又叫座。这种普及功夫不但功德无量，而且多多益善，有助于共同把敦煌文化推向更高的台阶。

　　保存与发展缺一不可，但如何平衡？保护什么，如何保存？然后怎么回应时代的呼唤，在古文物的基础上取精用宏，辩证地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风格？这些都是文化学上的永恒课题。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的创作经得起时间淘洗的就是未来的经典。“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子常嘉煌先生的现代石窟就是创造性的继承，虽备受外界质疑，但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有意义和有远见的尝试，因为历史上的创新往往来自权力边缘，而不是墨守或复制权力中心的成规：相对于当年的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敦煌只是天高皇帝远的驿站，正因为文化上或地理上都很边缘，所以能以平等、自由、包容之心接受异族，也没有随着中原的改朝换代而毁于一旦。

　　从字义演变来考察，communication兼备三意：一是沟通，二是交通，三是传播。我在敦煌生动地见证了这三种意义：首先，敦煌壁画是历代行者在石窟里与佛菩萨虔诚的心灵“沟通”；其次，河西走廊是当年中西“交通”的动脉和文化交流的枢纽；第三，当代文化工作者和传播学者如何发扬光大敦煌艺术，也牵涉到各种传播的面相。

　　实地考察敦煌以后，我更体会到盛唐之所以成为盛唐，皆因它气度极恢宏，眼界极开阔，海纳百川，吸收各种不同文化的优点，从不固步自封，更不以中原立场鄙夷天下。在敦煌常见的几十种日常植物(如西瓜、荔枝)、药材(如雄黄、沉香、麝香)，甚至面条，其实都不是本地原来就有的，而是从西域传入，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日本在唐代固然向中国学习过文化(他们自己也承认)，但国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从日本引进了不少现代名词、观念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