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坏老太”

　　整整一周，四川达州“坏老太”事件仍在不依不饶地持续发酵。11月22日晚，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经调查取证后，依法对“摔倒太婆”蒋某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蒋某年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同时对太婆儿子龚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此后，多家媒体赴达州采访，太婆蒋某屡屡向记者下跪，希望媒体帮他们挽回声誉，而“技术控”网友则多方论证“摔倒时不可能抓住孩子手腕”等细节。(《华西都市报》11月27日)

　　蒋太婆究竟是“坏老太”还是蒙冤者，地方公安部门的说法已是板上钉钉。行政处罚自有事实依据和法律准绳，是否申请复议，也是当事人的权益与自由。

　　在真相面前，舆论与道德自当秉持公序良俗的基本维度，惩恶扬善，该表扬的要表扬，该谴责的要谴责。在道德似有沦陷之忧时，群情激奋，也不过是为了捍卫“礼失求诸野”的最后斯文。

　　只是，从达州“坏老太”事件中还是能窥见氤氲其间的可疑影像：一者，一起道德事件，能持续发酵一周而毫无偃旗息鼓的架势，这并不特别常见，尤其是在诸多公共事件层出不穷的语境下，对“坏老太”的穷追猛打，并没有与对搀扶孩子的褒奖肯定成正比。换句话说，舆论的兴奋点是单一的，只止步于“发现人性之恶”。

　　二者，道德生态固然需要捍卫，但在谴责与鞭笞时也得有自己的边界。有人将太婆的下跪解释为“连自己的尊严都不要，哪还会在乎别人的名誉与尊严”，有人将太婆的申诉理解为“与其遗臭万年不如打死不认到底”……诛心之论，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