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应该消除维权者的后顾之忧

　　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因超载被当地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当事女车主刘温丽因付不起罚款喝剧毒农药自杀，所幸经抢救性命无虞。时隔半个多月后，这个在家人眼中倔强的女人，却为自己当天的行为很是后悔。人得罪了一大片，她不知道，她的大货车以后要怎么跑下去。

　　时间能平息冲动，时间也能积聚恐惧。不堪罚款之重，愤而吞毒相抗的刘温丽，早已不复当日的怒气。她盘算起今后的生计，担忧着或将遭遇的“报复”……她的身上，全不见一位“誓死维权”者当有的坚定，却反倒是一副患得患失的弱者姿态。凡此种种，是自我保护的策略？亦或当真是，发之于心的后怕？

　　坦诚来说，刘温丽的焦虑，当然不无道理。强势的收费惯性面前，纵有零星的逆袭者，也绝不会有永远的“女超人”。须知，“女车主喝农药”一事，一度让当地运政、路政相当难堪，其后又是严查又是停职——职能部门“损失”不可谓不重。既然来日方长，抬头不见低头见，又有谁能保证，有关方面不会挟私报复？

　　但，整个道路执法系统，当真就这般狭隘小器吗？现代社会的规则框架内，公职部门与普罗大众间，早已划清了各自的权属边界：宣泄私怒、打击“异己”的公门做派，如今已被归为非法的滥权行为——新的秩序里，公众有权对恶政不服从，并且主张“免受报复”。

　　刘温丽的纠结其实在于，她一不小心挑战了不公平的“旧传统”，却因为不知道如何适应新秩序，而变得焦躁不安……一位反抗不公的人，在有所改变之后，不仅未有一丝底气，反而加倍忐忑不安。这，当真是极讽刺的一幕。

　　无论是治理公路三乱，还是扭转其他的疑难沉疴，除了主管机构要持续发力外，切实保障民众“反抗不公”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让刘温丽消除恐惧，乃是兑现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承诺：敢于对不公现状者说“不”的人，理所当然会获得保护而非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