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刚性阻断“裸官”上升通道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这个条例是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2002年条例的基础上加以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贯彻并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对干部选任中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都做出了清晰回答，比如首次明确“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首次详细规定“破格提拔”标准等等，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干部任用条例》明确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属于这种情形的官员，就是人们俗称的“裸官”。应该说，“裸官”在十几年前就存在，但那个时候，浮出水面的“裸官”还不多，问题暴露得也还不充分，而制度建设一般都具有滞后性。随着“裸官”现象的普遍化倾向日益显现，“裸官”给社会造成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重创，必须以正式制度的形式对此作出回应。因此，《干部任用条例》有很强的现实性，也必将对包括“裸官”在内的社会现实产生强有力的规范作用。

　　将“裸官”从考察对象中排除，强调了一条为官底线或高压线：假如你是一名“裸官”，那么你将失去任何升迁机会。在从前，这是人们的共识，而如今则是必须执行的制度规定。是想在仕途上走得更远，还是决定做“裸官”，官员只能选择其一。人们自然不会认为所有的“裸官”都是贪官，都会有朝一日卷款潜逃，但不少“裸官”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使人们有理由认为“裸官”掌握重要权力是不安全的，他们获得提拔重用也是不可靠的。因此，用选任制度阻断“裸官”的上升通道就具有现实合理性和正当性。这样做，和官员个人的才能、品行无关，而与官员的家庭状况以及一般的人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