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查可能重用”疗治“带病提拔”

　　我试举几例。原江西南昌市委常委汤成奇2012年被判死缓，媒体梳理其晋升经历时发现，汤成奇从镇长助理到镇党委书记，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再到副市长、市委常委，每一步都是“带病提拔”。这名“病官”带来的恶果是：受贿3900余万元，造成国家数亿元的巨大损失。去年被查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担任六安市委书记期间，就曾收受某矿业集团的贿赂，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升任副省长。目前他的贪腐案已移送司法机关，据媒体披露，除了受贿，倪发科的问题还包括：动用6亿元国家财政资金奖励一家民营矿业集团、涉嫌“粮库满仓骗总理”等。

　　被提拔重用的“病官”，不大可能健康施政。他们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并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巴结了一批本身也有“病”的上级领导。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及其考核制度，是非常全面的，问题在于，某些领导干部敢于突破制度，甚至无视制度。

　　因此，中纪委决定重点查处身居要职的待提拔官员，是切中肯綮之举，也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我认为，对于那些无视干部选拔程序，在“带病提拔”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导干部，也应一并给予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