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敲碎打的司法改革时代已然结束

　　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远可上溯至清末变法，近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执政党最重要的党代会报告中，司法改革最早出现在十五大，其时的报告表述是“推进司法改革”。到十六大报告，表述变成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的表述再次刷新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大报告中的用语则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从字义上考察，表述的变化体现了层层递进的“渐进式”改革思维。而从改革的具体实践来反思，缺失亦是明显的。过去的十余年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质性改革举措，只有司法考试一项。被誉为“中国第一(难)考”的司法考试，对推进中国司法官员的精英化和职业化，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司法体制改革并未到位，在“先易后难”原则的指导下，能做的基本都有尝试，难点却累积至今。可以说，今日之司改，已无易事。不直面难点，攻坚克难，司改就无法推进。这就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也是此次“中央框架意见”和“上海司改试点方案”的由来。

　　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已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另一标志性事件是，2014年初，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易名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这意味着原来一直被视为“部门工作”的政法工作被纳入了“中央工作”的大盘子。

　　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已在重要场合七谈司法改革。6月6日的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司改的这些指向，无一不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之间的调整与博弈，显然超越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权力范围。没有更高权力机构的统一协调，单凭司法机关一厢情愿地单兵突进，注定步履维艰。理顺领导体制，统一设计改革方案，无疑将为司法改革破解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牵扯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