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红绿灯就是理清各方利益

 　　合理道路规划与智能灯并驱或许管用

　　最先进的红绿灯系统“不管用”?安全岛在用，红绿灯“自适应”也能感觉到，说“不管用”恐怕过于偏激。

　　“红绿灯设计跟路的设计很有关系，你路没设计好，就会制约信号灯。”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吴明证，在接受浙江在线记者专访时指出，红绿灯系统好不好，要放在交管系统里看，要放在交通环境里看，要结合交通里的人看。

　　吴明证举例，杭州市儿童医院那条路上，一条马路要过两个红绿灯，先要过到中间，再等下一个红绿灯，这种情况下，闯红灯的比例肯定会高。作为心理学研究者，吴明证认为安全岛确实是个折衷的方法，但实际操作中其实是不好的。“就像我们要去一个目的地，你刚到目标一半让你停下来了，心理上就很不舒服”，因此在“中国式过马路”的群众基础上，道路的滞后会让红绿灯的权威感、约束力大打折扣。

　　能佐证吴明证观点的数据有很多。据杭州交警部门提供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1年，杭州老城区的汽车保有量增长了近10倍，2014年杭州拥有汽车总量突破251万辆。与激增的汽车保有量相比，杭州地铁只有一条，快速路增加有限，更多的道路只是从双行线改成了单行线，更关键的是：城市高架建设、地铁修建、道路养护维修一系列的举措都在同步进行，再智能的红绿灯恐怕遭遇了这些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吴明证认为，合理道路规划与智能灯并驱或许才能管用治根治本。

　　红绿灯的关键是人和系统共匹配

　　中国城市、交通的发展问题，制约了红绿灯的效用，但不能把红绿灯的设置问题洗白。

　　可以说，红绿灯系统终端的两头都是人，一头是红绿灯系统的管理者，一头是红绿灯系统的被管理者，两头面对的人最复杂，人出问题，红绿灯的“再聪明”也不管用。

　　最近，在杭州市在很多路口的信号灯管理箱上，你可以发现新增加的交警责任人名字。据悉，这是杭州市公安局为了应对“红绿灯设置”上了社会评价意见头条的整改措施之一，“实施交通信号灯责任包治工作，定人定责强化日常维护、巡查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优化”。可见，即使引进世界最先进交管系统，红绿灯背后的人仍需监督鞭策。

　　杭州面对红绿灯的设置问题，是不是真的可以“拿来主义”？浙江在线记者还采访了心理培训师、杭州觉茶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张旻瑛，她说：“红绿灯设置的人性化，完全要建立在研究调查的基础上”，“如果是拍脑袋说，或者拿来主义，这个时长是45秒或几分钟，它的试验成本其实很高，首先就没有把大家的需求和感受考虑在内，这样的话，想让人遵守红绿灯就不太现实”。

　　实际上，红绿灯设置的关键是人和系统的相互匹配与利益分配，“红绿灯首先强调行人的权力大于车的权力，这是基本原则”。吴明证说到美国“行人闯红灯自己负责”的规则时，同时强调了美国交通首先对人有很强的尊重意识，老弱病残有优先权。他认为“中国式过马路”原因也不仅仅是国人素质问题、对待规则的习惯问题，也涉及路权分配的公平问题。“如果助长了车的权力，那行人就不愿意去等待了。中国现在的现象是就是抢，谁抢到谁就是本事，大家就都急不可耐了”。

　　结语：

　　心中立着一杆红绿灯的规则，就不会成为“中国式过马路”中的一份子。红绿灯是协调交通行为中各方利益的规则，规则要怎样厘清各方利益，怎样保护弱者，是管理者的首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