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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行人,你能够忍受多久的红绿灯时间?红绿灯设置在什么位置你比较满意?亦或者说,作为司机的你,每天面对马路上连串的红灯,是否会觉得郁闷?
这些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最近被杭州市考评办列入了“2014年跟踪督办社会评价意见整改目标”里,“红绿灯设置明显与道路状况不符,不利引导流量、行人,交通资源利用和管理水平待提高”成为督办20条目标的首条。
红绿灯如何设置成为了小公众话题,不得不谈。
名家专访
吴明证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
张旻瑛
杭州觉茶心理咨询中心主任
国家二级心理培训师
观潮有问
闯红灯就该责任自负
红绿灯设计是个系统工程,技术层面的问题很好解决,关键是路权倾向于车还是行人。
红绿灯设计,要让数据说话
无论我们从哪个点切入,做一点积极的改善,最终就会对整个系统做出好的影响。
编辑:吴晔
策划:王坚颖、刘子瑜
监制:杨俊霞
中国式过马路与红绿灯设置确实有关
血的教训总要谈谈,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2012年1月至10月,全国因闯红灯肇事导致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4227起,造成798人死亡。平均每天有2人以上死于闯红灯造成的事故。
行人闯红灯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式过马路”,如果说“中国式过马路”是因为国民教育与国民素质有关系,不如谈谈“红绿灯设置问题”这个因素。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交通所所长赵杰对这个事件的观点则是,从众心理导致闯红灯频发,但并非是唯一原因,跟信号灯的设置也有一定关系。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李克平教授所带领的课题组在上海收集了3个交叉口和5个路口共1820个行人的过街案例。经过研究计算,课题组得出结论:在交通流量较大的主支相交路口,如果红灯时长超过100秒,行人最大可忍受等待时间为70秒至90秒,超过此时间限值,行人过街基本处于不可控局面。
李克平介绍说,当初在街头调查时,发现行人在红灯亮时,在70秒内闯红灯的人不多;在70秒到90秒之间,闯红灯的人群急剧增加;红灯时长如果超过90秒,闯红灯的人群更多。
国家强制标准没有明确红绿灯设置时间
安装设置红绿灯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什么路段设置?设置多久的时间?安装制式又是怎么样的?
我国目前对于城市道路设置红绿灯标准均参照国家强制性标准《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GB14886-2006),这套标准曾经耗时10年产生,完全替代了1994年《道路交通信号灯安装规范》,新的标准非常细致明确了红绿灯设置条件。
比如:“路口任意连续8小时的机动车平均小时流量超750PCU(交通量)应该设置红绿灯,对3年内平均每年发生一次以上死亡交通事故的路口,应设置信号灯。”
但遗憾的是,这款2006年出台的国家强制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信号灯设置时间应该如何。”
以至于全国各地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均按照“实地测流、经验设定”来进行,北京媒体曾观察20个不同路口的红灯时长,发现共有30秒、45秒、60秒、65秒、75秒、80秒、90秒、100秒、120秒以及180秒等多种设置。
在60名被观察者中,只有14名行人等红灯结束后过马路,其他46人均闯红灯。在这46名闯红灯的行人中,等待时间最长的是一位女士,当红灯亮起后,她等了92秒,而她所在路口红灯的时长为180秒。
最先进的智能红绿灯也会不管用
如果说固定经验式红绿灯设置时间造成了“中国式过马路”,而“中国式过马路”从而又引发了城市拥堵这件事情,那么引入“聪明智能红绿灯”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恐怕也不是,2005年8月,杭州市公安局向媒体宣布“杭州引进世界最先进交管系统”,该系统包括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交通违法监测系统、道路交通监视系统和区域交通诱导系统等四个子系统。
据介绍,其中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最大特点是“自适应”,即红、绿灯时间随马路上车流量多少而变化,同时带来一种新的过街方式———二次过街,在中央隔离带上多设置一个信号灯,人们看着它先过一半马路,然后站在一个隆起的安全岛上,等对面的人行信号灯亮起来时,再过另一半马路……
9年过去,包括红绿灯在内的杭州交管系统不断升级,宣传中的先进信号系统已经看到,路面上更是不断看到日渐丰富的信号灯、信号牌……不过,杭州市写出的最终作文题目貌似是“不管用”。
合理道路规划与智能灯并驱或许管用
最先进的红绿灯系统“不管用”?安全岛在用,红绿灯“自适应”也能感觉到,说“不管用”恐怕过于偏激。
“红绿灯设计跟路的设计很有关系,你路没设计好,就会制约信号灯。”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吴明证,在接受浙江在线记者专访时指出,红绿灯系统好不好,要放在交管系统里看,要放在交通环境里看,要结合交通里的人看。
吴明证举例,杭州市儿童医院那条路上,一条马路要过两个红绿灯,先要过到中间,再等下一个红绿灯,这种情况下,闯红灯的比例肯定会高。作为心理学研究者,吴明证认为安全岛确实是个折衷的方法,但实际操作中其实是不好的。“就像我们要去一个目的地,你刚到目标一半让你停下来了,心理上就很不舒服”,因此在“中国式过马路”的群众基础上,道路的滞后会让红绿灯的权威感、约束力大打折扣。
能佐证吴明证观点的数据有很多。据杭州交警部门提供的数据,从2001年到2011年,杭州老城区的汽车保有量增长了近10倍,2014年杭州拥有汽车总量突破251万辆。与激增的汽车保有量相比,杭州地铁只有一条,快速路增加有限,更多的道路只是从双行线改成了单行线,更关键的是:城市高架建设、地铁修建、道路养护维修一系列的举措都在同步进行,再智能的红绿灯恐怕遭遇了这些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吴明证认为,合理道路规划与智能灯并驱或许才能管用治根治本。
红绿灯的关键是人和系统共匹配
中国城市、交通的发展问题,制约了红绿灯的效用,但不能把红绿灯的设置问题洗白。
可以说,红绿灯系统终端的两头都是人,一头是红绿灯系统的管理者,一头是红绿灯系统的被管理者,两头面对的人最复杂,人出问题,红绿灯的“再聪明”也不管用。
2013年元旦,号称史上最严的交规实施,多地“闯黄灯扣6分”的解读备受公众抨击,在连日舆论压力下,“闯黄灯扣6分”措施最终偃旗息鼓。不仅是红绿灯系统的执行人需要监督,连红绿灯规则的制定者也需要实践来验证合理性。
最近,在杭州市在很多路口的信号灯管理箱上,你可以发现新增加的交警责任人名字。据悉,这是杭州市公安局为了应对“红绿灯设置”上了社会评价意见头条的整改措施之一,“实施交通信号灯责任包治工作,定人定责强化日常维护、巡查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优化”。可见,即使引进世界最先进交管系统,红绿灯背后的人仍需监督鞭策。
杭州面对红绿灯的设置问题,是不是真的可以“拿来主义”?浙江在线记者还采访了心理培训师、杭州觉茶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张旻瑛,她说:“红绿灯设置的人性化,完全要建立在研究调查的基础上”,“如果是拍脑袋说,或者拿来主义,这个时长是45秒或几分钟,它的试验成本其实很高,首先就没有把大家的需求和感受考虑在内,这样的话,想让人遵守红绿灯就不太现实”。 实际上,红绿灯设置的关键是人和系统的相互匹配与利益分配,“红绿灯首先强调行人的权力大于车的权力,这是基本原则”。吴明证说到美国“行人闯红灯自己负责”的规则时,同时强调了美国交通首先对人有很强的尊重意识,老弱病残有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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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立着一杆红绿灯的规则,就不会成为“中国式过马路”中的一份子。红绿灯是协调交通行为中各方利益的规则,规则要怎样厘清各方利益,怎样保护弱者,是管理者的首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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