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小伎俩敌不过反腐大决心

　　伴随着轰隆隆的“丹桂飘香”鼎沸高声，天人共桂、以酒邀月、把酒向天、虚星伴霞或是醉卧长城，已然成为应景之下的中秋怀古，送礼倒是成了理直气壮的正当其时，还真正实现了由一个民俗走向另一个“民俗”。于此之下，节日的腐败防范，成为每年这个时候纪检部门不得不紧张的问题。一个最新的消息是，9月4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做客中纪委官网时透露了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9月5日《新京报》)。虽未提及是对中秋送礼歪风的“环而攻之”，但应景之意显而易见。

　　诞生于2014年马年春节的“微信红包”，是互联网时代在技术革新背景下所带来的潮流品，它让冷冰冰的金钱利益关系，在社交平台上展露出难得的温情，它所规避的利益尴尬，也让真实世界中人与人距离的渐行渐远，放缓了脚步，这是一次值得赞叹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利好让相关学者曾经这样感叹“微信红包是从电商金融向社交金融转折的一个里程碑”。

　　如今，连送礼都跟上了这股电子商务风，如果这也算是与时俱进，那么这显然是一次尴尬的跟风。置于一个令人兴奋的电子商务时代，这样的逆流而动，更是一次技术流下的逆向出走。但是，必须厘清的是，技术革新是没有原罪的。微信红包进入“反四风”的视野，其实是失范权力在日趋逼仄的腐败道路上的横冲直撞或是逶迤择道。这与反腐势头正劲下，公款吃喝由明转暗、交易转入私人会所等表现形态日趋隐蔽化，其实是同病同症，都是在严威之下，穿上了“隐身衣”，钻进了“青纱帐”。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风行的微信红包等电子商务潮流，虽然由于行业规则和法律存在的空白，已经引发公民信息泄露以及财产安全的担忧，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四反”之下送礼新宠。这些除了说明技术革新的无选择性渗透，也印证了当权力失范，权钱交易的腐败便犹如疯长的野草，难以祛除的事实。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送礼神器”的出现，其实早在今年“五一”前夕，中纪委就已发觉关注，但是这并不阻碍其在送礼路上“占山为王”的势头。

　　不过，由于其隐蔽性，此类腐败之风成为查处难点，但是，无论是“零容忍”、“无死角”之下的惩治决心，还是基于技术本原的规制和设定，似乎都可以让本就是小伎俩而来的微信红包，在一场反四风行动中，毫无悬念地败下阵来。毕竟，一段时间以来的严刹“四风”和铁腕反腐，已经对腐败歪风，形成了事实上的威慑。现代科技革新下的腐败变种，甚至可以成为倒逼反腐走向纵深的机遇。而建立于反技术的路径依赖，市场规则的厘清，让运营商对此类权钱交易进行自动过滤，并切断其“暗渡陈仓”的路子。这些的实现，需仰仗于反腐大背景下的行动精进和求变智慧。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技术应变或是重拳打压，姑且不论其流于事后防范的短板，在改革走入深水区的大背景下，它们依然是困守于现世安好的被动应对。决心之兴起，因其偶然性和阶段性，并不能成为扼制此种趋于隐蔽的权钱交易泛滥的撒手锏。最根本的路径选择，依然在于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乃是在于以制度的精细完善，打造密不透风的反腐“高压线”和“紧箍咒”。最可期待的愿景，应是在制度性反腐机制下，被关进笼子的权力，实现从“不能贪”到“不敢贪”再到“不想贪”的转变。在此之下，集结着再复杂高端技术容量的“微信红包”，也不过是一只毫无杀伤力的“纸老虎”。

　　宏愿的实现，需要反腐的大决心。大决心的缘起之处，并非需要虚高的政治智慧或是不可企及的品性高度，所需要的只是权力的谦卑之心。当权力变得谦抑，并敬畏权力，这便是大决心的显现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