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让中国更超越

　　2012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和全球顾问公司麦肯锡下的一个自主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GlobalInstitute)观察了全世界75个具有世界城市条件、并且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城市，到2025年可能会出现的兴起和追赶的过程。他们根据模型，列出了75个城市中到2025年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把这些城市叫做2025年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75个mostdynamic cities of2025)。在75城市中，有29个会在中国(不包括台北)。根据推测，届时会进入全球最具活力、竞争力、创造力、成长动力的城市的，欧洲只有3个。美国拥有次多，仅次于中国但也只有13个，远远落后于29个。东京在2010年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了2025它只排名第10。如果我们以都市作为整个经济资源的整合、创造力的发动机、整个创新的载体，那么你会发现在未来15年里，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将是惊人的，在前20名世界级的城市里只有7个城市不在中国大陆，除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还包括重庆、沈阳、甚至是佛山、东莞这样的城市，而香港、台北已经被挤出前20名之外了。

　　所以从最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复兴与发展模式对于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中国正在从被世界秩序变化引导转变为全球秩序重组的带动者。建国以来的这65年的发展，把它叫做“奇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区，它的速度超过了“四小龙”、超过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超过了美国以及德国的兴起以及其它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速度；它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最大范围的工业化；它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地消灭文盲、消灭贫困，有三亿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离联合国所界定的贫穷线。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65年内实现，而这一切都足以值得我们骄傲与自信。

　　我们要有经济政治体制自信。中国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庞大的经济体系，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在加入WTO之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最大工业生产国、最大进口国以及全球最大市场。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工业制品全球竞争力的强大以及我们对外贸易关系的良好，这是全球化自由市场的自然选择，我们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OECD国家，中国逐步演变成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引擎”的角色，如果我们不担任这个角色，那么全球的经济发展就要停滞，复苏就要减慢。我们不断地追求平衡发展，包括增加社会保障体系，使其覆盖面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移转性地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取消了所有的农业的税收，对农村的医疗、农村的教育，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进行补贴，这些都是史无前例地变化。

　　建国以来的这65年，是一个摸索奋斗、不断完善与修正的过程，包括前三十年的建构基础与后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都是不可或缺与难以复制的。前三十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种体制在全世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体制打破了世袭与阶层，使得政权与社会都充分草根化，造就了高度共识与集体思维的社会政治环境。并且建立了非常强烈的国家意识，在这之前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对国家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中国通过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重要的资本特别是土地资本国有化，而这些庞大的国有资产是中国后三十余年得以快速发展的资本。这样的历史条件及其产生出来的极大的社会功能，是中国模式不能轻易被复制的主要原因。

　　前三十年中被西方世界围堵，逼迫我们自力更生地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体系的水准可能参差不齐，有些很接近国际一流水准，有些还很落后。但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体系是全方位的纵深极大的，一旦有这样一个体系，它要追赶、要学习、要模仿，就非常快。而后三十余年，我们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混合经济，让民间生产机器积蓄一定的力量，走社会分工与公私并行的道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有效补充，从而对公有制起到良性地制衡作用，避免其垄断，刺激其发展与革新。而这种模式使得我们充分调动了市场活力，充分发挥了体制的优势，特别是在通讯、基建这些领域，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设，而不会面临国外那种扯皮、内耗的局面。这使得中国政府能从宏观层面上更大地发挥国家资本的作用，并且极大地减少无谓的成本与损耗。

　　中国庞大的市场与经济体系的完整，使得我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规模经济，比如航天工业与高铁产业体系，我们以国家战略的角度，运用国家的力量整合全国的资源、人才，结合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使得其发展速度空前提升并迅速占领市场，这就是规模经济的嗞吸效应。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别的国家跟我们做生意，也不得不采取国家战略了，要不然没办法与中国抗衡，而中国也可以运用市场来跟国外公司要价，比如美国通用要进入中国就必须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这是其它国家无法做到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执政政多党合作。这个体制虽然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但它的重点在于其中的一党执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我们建立了一些制度，用任期制和接班制去克服继承危机和个人独裁这两个问题，并通过集体领导来充分实现党内的权力平衡与制衡。所以说我们的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当然这个总统是由七个人一起做，而每个人都有各自分工并在最重要的决定上寻求共识。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的优越性恰恰是在于一党制，一党制保证了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从而切断了大财团对政权的操控，保证只能是财团听政府的而不是政府听财团的；而党员的基数庞大，又能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党内的民主，从官员的升迁到筛选都体现了最大程度的平民化，这是别国的多党制无法比拟的。

　　中国的体制总是被公知所诟病，但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个体制，让四川汶川地震后，我们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540多万户的新建或整建，解决了该地区1200多万居民的住房问题，而反观日本福岛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简直缓慢得令人发指，至今还有灾民生活在避难中心，日本东北海岸的垃圾都还没完全清理完毕。西方学者也发现他们不能否认中国三十年的具体成果，他们观察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时所展现出来的统筹兼顾的能力，让很多国家发现他们的政府都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那些危机、迎接那些挑战。因此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叫汤姆•弗里德曼(《地球是平的》作者)，他的一本书里有一个章节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因为他看到了美国的体制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很担心美国的体制会处在不断的内耗过程中，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面临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他发现美国庞大的利益资本集团在左右国会的立法，使得一些与其利益不符但对美国有利的立法无法获得通过，所以他很感慨。他说，我们能不能做一天中国，在那一天把所有二十一世纪需要颁布的立法全部颁布了，然后第二天回去做美国。

　　除了经济、政治体制的自信，还要有文化自信。而在文化上，一些人因为中国在科技上暂时的落后就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这是很愚蠢的。中国有最早的权力分治制度——宰相制度，中国有最早的区别于欧洲封建城邦制度的行政区域制度——郡县制，中国有最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科举制度，中国有最早的调整物价措施——汉代的平准制度，中国有最早的税收制度、户口调查制度、以及完备的宗教管理制度，政教分离自古已然，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所有这些制度至今都还在沿用或经过革新后沿用，我们建立和实施这些先进制度的时候，欧洲人民还在吃草，而美国还不知道在哪。中国的文化与传承一直奉行中庸之道，而这正是最好的政治解决方案，不随着领导者的意志变化也不随着人民的意志变化，而是尽量走中间道路，这种政治智慧从古至今得到延续。就好象对待民意，我们要不要听？当然要听，但不是所有的民意都是对的，比如美国好不容易从伊拉克的泥淖中解脱出来，最近又掉进去了，为什么？因为杀了美国记者，激起了民意反弹，但人民也有“逗逼”的时候，如何不因为选票而一味对民意妥协，这一点我们做得比西方好多了。

　　再比如科技上，一些人嘲笑中国山寨，就象以前欧洲人认为美国是剽窃、模仿的不入流殖民地一样。但美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开始全面追赶，在追赶过程中，美国其实也是山寨大国。所有欧洲有的东西，一两个月以后，在纽约、在波士顿就会有复制品了。美国当时也没有尊重欧洲知识产权，当然美国今天领先了，就反过来要求中国要严格遵守知识产权并作为贸易谈判的重要手段。这个追赶的过程都是类似的，反过来讲，其实中国输出很多重要的发明，比如造纸啊火药啊以及考试制度啊，就从来没有向其他国家收过任何权利金。没有学习何来进步？而进步的最短途径就是山寨，并基于山寨基础之上的创新，这是追赶过程的其中一环而已。

　　我们不仅要有文化的自信，更要有政治历史的自信。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子说得很明白了，就是中国这种规模的国家，只要把历史和文化梳理好，把国家内部关系理顺，社会生产力和繁荣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只有把内部搞定了，外部的全球战略才可以实施，这是相当高的政治智慧。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向来是把内外看成一盘棋的，也就是内外其实是一件事情，对外战略其实就是内部实施。中国传统的方法论的唯心主义和实践论的唯物主义，在古代是混合在一起说的。因为我们和西方传统不同，他们的政治理论大师和思想大师不是实际行政体系的指挥者，而是单纯的理论学者，所以他们是推出理论并在学界论战，著述多而实践少。而我们古代的士人和大师则是通过实践操盘经验来总结，并把这一套理论在政权统治与文化上运用，虽然著述不多但更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并且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从未被打断过，使得这一经验得到延续与传承。

　　而中国现在的政府，其实就是一个基于历史传统统治经验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政府，吸收了其中的优秀基因并运用于现代治理理念。对外修友好睦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内修文治道，努力发展，提出国家大政和发展方向以及全球战略布局。中国开始在全世界建立新的玩法，如果别的国家想要保持在世界的霸权，就不得不跟随中国的玩法，比如中国要通过金砖银行去帮助非洲建铁路和港口，美国赶紧说我也要借钱给非洲；当中国说要在中南半岛建铁路，日本赶紧说我也要来参与基础建设等等，这就表明在中国的带动下，大国不得不跟随中国去为第三世界国家服务，从而促进了世界的均衡发展。

　　肯尼迪说过：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不要问世界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世界做了什么？中国在做的，在带动的，在给予的，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方式与结果。中国在试图用一种全新的区别于美国那种霸权的我来制定规则秩序你来跟随我玩，你要不跟随我就枪炮侍候的玩法，中国以中华文化中特有的和谐大同的理念，以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为基础，以大家一起来玩的模式，不以军事强权为支撑点，而是单纯地打造共同繁荣经济圈为目的，带动区块内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生活富裕。

　　不管公知怎么样诋毁这个国家这个政府，都无法否认，在这个政府的带领下，中国创造了一个发展的奇迹。它消除贫困的速度，消除文盲的速度，经济增长的速度，城市发展的速度，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全世界都在肯定中国，肯定中国的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妄自菲薄？中国要有大国自信，这自信来自文化、历史、制度、发展模式的自信，21世纪必定是中国的世纪，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大国国民，更应该充满自信迎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