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零容忍”应首先体现在司法责任上

　　最高人民法院18日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白皮书)披露，2014年，全国法院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司法腐败，全国法院共立案调查违纪违法干警2180人，结案处理1937人，截至2014年底，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80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33人。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最大破坏。在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仍是改革对象的转型中国，司法腐败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表征——媒体上常使用的“司法腐败”与最高法院官方使用的“司法腐败”，都不仅仅指向“司法权的腐败”，同时也包括“人事腐败”、“吏治腐败”、“行政腐败”乃至“作风问题”等等。从最高法院发布的上述数据可以看到，尽管法院立案调查的违纪违法干警人数不少(达2180人)，但当年度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却只有180人。仅以已结案处理的计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也超过了89%。

　　这似乎表明，绝大多数被立案查处的法院干警违法违纪都是些小问题，还构不上刑事追究。从网上的舆情反馈来看，反腐败是民心所向，也有不少网友质疑，大面积地党纪政纪处分，是否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情况？其实有司法腐败并不可怕。自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司法活动，司法腐败就伴随其左右。比司法腐败更可怕的是，出现司法腐败却得不到查处，或得不到有效查处，致使司法腐败被变相纵容，愈演愈烈。

　　最高法院倡言要对司法腐败“零容忍”，这一姿态当然值得认同。对司法腐败案件有司法查处权的，并不在法院，而在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发生在法院系统的腐败案件时，也不能坐等法院移送，而应主动出击。

　　在中国现行的反腐败制度架构中，法院纪检监察部门有权对发生在本系统内的腐败行为进行查处。但要注意的是，纪律检查和司法反腐是两条并行线，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关系。党纪政纪处分与司法追究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并且，在司法责任面前，纪律责任和行政责任理应主动为前者让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前不久专门论述过党纪与国法的关系，他说，“党纪不能替代国法，但是党纪严于国法，对党员的要求除了有国法的要求，还有党纪的要求，治党从严就要从严格党纪抓起。”把这段话落实在对司法腐败的打击上，常态化的司法腐败追究，应是司法追责优先。

　　当司法追责尚不足以惩治违法违纪者，更严的党纪还可以单独或叠加运用，对违纪者进行惩处。最高法院不妨将司法信息公开，因为公开是对质疑的最好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