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领导才能解决问题，也是问题

　　近日，湖南常宁市公布了市委书记、市长等132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并发布通告称，若电话未接听，可通过短信沟通。相关做法引发舆论热议。无独有偶，新疆哈巴河县也集中公开了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202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

　　领导干部公布手机号方便群众联络，并非新鲜事。不少地方都曾尝试，但类似新闻往往少有后续，具体效果如何，外界也不得而知。至于这两个最新案例，其效果同样有待现实和时间的检验。

　　从现实看，很多人担心这条直通领导的反映渠道被滥用。12345等渠道已相对成熟、规范，仍会受奇葩投诉困扰，领导个人手机号这一诉求渠道，若缺乏成熟的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考核和监督机制，一旦诉求量大面广、错综复杂，恐难以应对，不仅会干扰领导干部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也会辜负群众的殷切期待。如果缺乏后续机制支撑，这一做法便很难长久。

　　但比渠道被滥用更值得警惕的，是“找领导才能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渐成风气。

　　应当承认，公开领导手机号，可能是对现有群众诉求反映渠道的一种有益补充。它至少为那些久拖不决的问题增加了一条直通渠道，让群众有机会直接反映诉求，推动领导干部回应民生关切、解决实际问题。公开本身也释放出接受监督、改进作风的意图，对个别部门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也能形成一定压力。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大家都习惯了找领导，如果只有找领导才能解决问题，之后怎么办？这一渠道再畅通、再好用，也解决不了所有群众诉求。更何况，政府推出这样的渠道，是否也在无形中默认不少问题只有领导干部出面才能解决？这是否又与法治思维、制度逻辑渐行渐远？

　　群众为什么会给领导干部打电话反映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现有投诉渠道该受理的没受理、该解决的没解决、该负责的层层推诿，群众只能绕过制度、程序和职能部门，转而依赖领导的个人权威与注意力。若以领导个人权威弥补制度执行力，以“领导过问”替代“按规则和制度办事”，结果恐怕只会强化人治色彩，并进一步掩盖体制机制梗阻。

　　真正该追求的，是群众不必打这个电话，也能由正常渠道把问题解决、把事办好。一方面，要让12345、政务服务平台等常规渠道真正管用，该谁办就谁办，能办快办，办不成有解释、有救济、有监督；另一方面，即便常规渠道一时难以解决，也应有制度化解法。一些地方探索的“办不成事”专窗，通过跨部门协调解决问题，就是一条可行路径，针对窗口收集到的难点、堵点，也可以进一步出台制度性举措。

　　归根到底，群众需要的不是领导的电话号码，而是强有力的法治、管用的制度、规范的程序、负责的部门、落到实处的规则。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轨道，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平时、化解在基层、办结在正常程序里，“找领导才能解决问题”，就不至于成为问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