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礼堂：乡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会建设

　　近年来，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研究引起了学界关注。在农村，礼堂往往是当地最宏大的建筑，成为当地标志性景观，也是建国以来乡村社会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乡村，作为传统文化基因的宝库，是中华文明实现复兴的源泉。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舞台，礼堂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渊源。古代的“明伦堂”，即明伦教化、讲学论道之所，可被视作原始礼堂。而古代和近代前期的乡村祠堂也发挥着礼堂的部分功能。

　　农村礼堂所见证的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兴衰，所传承与弘扬的是关乎民命国脉的历史文脉。当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农村礼堂的文化功能愈加凸显。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使得文化的种子在广袤的乡村社会扎根，文化的“根”深扎乡土，文化的花蕾竞相绽放。

　　从身有所栖到心有所寄

　　改革开放初，社会经济复苏，礼堂用来举办学习、报告、总结、联欢、电影、追悼等各种活动，也往往牵人之喜怒哀乐。在汹涌而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急剧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朝着公民社会发展。同时，农村恢复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格局，人口快速流动，原有公共空间的组织和制度形式弱化，很多公共空间被弃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式微，喧闹礼堂变成荒寂空场。礼堂空了，作为一个大而无当的建筑，绝大部分都被拆除。保留下来的，大多变成仓库、厂房、学校乃至牛棚，或被废弃、出售。极少的一些发挥会场、剧场功用，被改造成舞厅、溜冰场、饭店等。

　　虽然人们置身于高速城市化、工业化之中，在情感上却又感觉相对疏远。农民精神家园与乡村新型共同体如何重构成为一大难题。同时，乡土文化消逝的危机也显得日趋严重，如公共文化与私性文化不平衡、村民集体感淡化等。因而人们对于公共文化的需求逐渐复苏，农村文化建设迫在眉睫。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65元；1989年突破千元达1011元；2003年为5431元；至2009年浙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0007元，成为全国首个农民收入破万元的省区；2015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125元，首破2万元；2016年达22866元，比全国水平11422元高出一倍，农民人均年收入连续32年位居全国省区首位。在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巨大提高之时，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为迫切。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农民工作与农村建设。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必须要从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重构入手，来实现公共文化生活的回归以及农民文化生活的全新整合，从而推动农村文化发展、乡村记忆延续以及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

　　为此，浙江省委、省政府自2013年起，从建设乡村精神文化地标——文化礼堂入手，为农民打造精神家园，让人们在“身有所栖”的同时“心有所寄”。并将农村文化礼堂列为每年浙江省政府十件实事工程之一，五年内实现50%的行政村建有文化礼堂，在全省建成一批集学教性、礼仪性、娱乐性于一体的重点农村文化礼堂。

　　至2016年底，浙江省建成农村文化礼堂6527座，完成预期目标。计划在未来四年，将再增建3500座文化礼堂，使之达到万所以上，实现“村村有礼堂”；在新时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要求下，文化礼堂进入“互联网+”的建设模式。

　　从文化地标到精神家园

　　文化礼堂，作为农村当地的“文化地标，精神家园”，是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新活力的展示平台。

　　诉说乡史，传承乡风。一个没有历史的村庄是难以想象的。每个村庄都有它极富价值的独特之处，只是岁月过去得太久，而我们怠于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还原那些沉淀的历史文化价值就变得愈加困难。而文化礼堂就像贮存“乡村记忆”的大容器。它将整个村的村民记忆聚集到一处，为人们构画出一幅较为完整的乡村历史文化图景。

　　在众多新建的农村文化礼堂之中，家史馆、村史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礼堂操作手册》提出了“两堂五廊”的建设要求，其中的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是可以让受众直接观赏的历史文化载体。而除了直观的实物、图片、文字外，各个文化礼堂还进一步编纂村史、村谱、人物传。这些专门撰写的小历史图书，可为人们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馆中收藏的大量的书画、凭证、物件大多由村民提供，带有各自家族最真实的印记，见证了村庄的历史变迁。每个人有不同的模样，每个村也有不同的历史沿革。农村文化礼堂按照村庄的不同文化特色建设，意味着每一个文化礼堂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既是对前人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也是在历史文化中融入当下村民的思想与意识。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不仅在物质上体现村庄历史、传承村庄文化，更是在挖掘农村历史、人文资源和乡风民俗的基础之上，以文艺表演等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向农民群众开展传统美德和现代新风宣传教育。

　　凝聚乡情，寄托乡思。漂泊在外的游子，总有一颗叶落归根之心。不是安扎在哪里，哪里便可为家的。家乡之所以难忘，与景致、与风光有关，更与其中的人有关。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这个科技发达、交通便利的时代，或许远亲的关系并没有得以有效的改善，近邻之间倒是在不断疏远。

　　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这种情况。它搭建了一个“自由创作”的平台，让大家能在这个平台中共同商议、共同打造自己想要的农村文化生活。村民通过这样的文化活动，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家庭中的父母或孩子，更是村庄的一分子。远行在外，不仅是家中的亲人在牵挂着，村里人也在关注着。由此而发的乡情，不仅是对亲人的思念，更是对家乡的热忱。对生活在村里的人来说，农村文化礼堂为其提供了一个能够切实参与到家乡建设公共讨论的平台。

　　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各类文化活动的举办，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加强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使村庄发展更加的和谐。这份和谐，也极好地凝聚了乡情，让一份份浓浓乡思得以寄托。

　　关注民需，引导民思。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满足，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寻求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正在慢慢减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为村民提供了娱乐休闲的场所，不论是老年人、青年人还是儿童，都能在文化礼堂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娱乐活动。

　　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尽可能地满足各类村民不同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到了以民为主，为民所用。村民不仅可以在礼堂内观看文艺演出、看电影、听讲座等等来放松心情、舒缓压力，也可以通过戏唱鼓词、民俗活动、舞龙表演、经典诵读、传统美食大家尝、端午祭祀来陶冶情操、提高精神境界，还可以通过一些新颖且又结合生活实际的活动，如民俗婚礼、成年礼、敬老礼等各种传统礼仪仪式和各类知识讲座，增长见识，提高文化修养。

　　农村文化礼堂本身是物质的，但其本质却是农村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把农村文化礼堂当做一杆标尺，通过礼堂的使用程度，我们能够真切地了解到当下的村民、不同村的村民，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从共性出发，把握多样性，从而改进完善，真正打造属于农民的精神家园。而村民则在文化礼堂中收获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对于文化需求的满足。

　　农村文化礼堂，将文化这种虚拟的事物以肉眼可见、触手可及的实物形象展示出来。村民需要文化，文化于村民有利。礼堂是躯干，各种文化活动是其血肉，而真正的内核与灵魂则是利民。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以及相关活动的开展，都是为了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它在团结村民、形成良好村风、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文化自信中构建浙江创造

　　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证明了农村公共空间建设和基层社会构建是可以同步发展的。在已经建成的文化礼堂中，有部分是由旧祠堂、大礼堂等旧式建筑改建而来的。它们被改建为文化礼堂后，如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再次焕发生机；有一部分是新建成的，这些文化礼堂很快成为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乡村新名片，同时也改善着乡村社会的整体面貌。这是浙江新农村建设的巨大创新，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成果。

　　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成绩斐然。重新整合了农村礼堂这一重要历史文化载体，借助更为柔性的文化力量，创造性地重塑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公共空间。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容，营造农民的“心灵故乡、精神家园”。同时，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优秀文化的正能量传递开去，是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升华。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浙江省所特有的文化建设项目，不论是以往祠堂、礼堂的重修，还是新礼堂的建设，都不仅仅是作为载体的建筑形态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非物质的农村文化建设。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农村的“文化地标、精神家园”，在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懂得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内涵，才能让新时期的文化礼堂真正发挥民力、关注民利、满足民需，推动其向更深层次更加稳定、更可持续地发展。农村礼堂的历史变迁，不只是形式与结构上的蜕变，内容及其功能也实现了新的转变。农村文化礼堂不仅是农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层社会建构的物质载体与新农村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彰显了浙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成就，凸显了文化自信构建中的“浙江创造”元素。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案例，具有极佳的示范作用。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今天及其成就，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明天及其样板。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