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该当何罪

　　反腐是当前最受人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一批要职高官纷纷落马，人们在见证国家反腐魄力的同时，也对腐败犯罪中的行贿者免刑现象产生异议。近日，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因涉嫌行贿罪等被检方公诉，再度引出了行贿者如何治罪的话题。《中国青年报》在盘点近一个月曝光的官员受贿案发现，一个共性细节是作为“配角”的行贿者群体庞大，其最终去向如何却往往不为人知。有专家更是称行贿者被司法追究比例仅为受贿者的1%。

　　虽然在罪刑法定的意义上行贿并不必然治罪，但依据相关司法解释，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就应追究刑事责任。按照这一标准，现实中还有大量行贿人逍遥法外。纠治这种偏差是反腐法治化的需要，而其实现也只能寻求司法法治化治理方案。

　　不可否认，行贿犯罪之所以大面积逃离治罪范围，既与司法系统的宽宥有关，也与治罪的标准不明确有关。前者比如，司法机关在认定行贿犯罪时，往往会受到贿赂潜规则的影响而对行贿人产生同情；同时立法基于激发行贿人告发受贿人的旨趣，又对行贿犯罪减轻或免除刑罚作出了规定，客观上使得司法实践容易滥用立法的宽宥，以致鲜见行贿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正常状态。后者比如，在构成行贿的具体情形的判断上，因为立法对“不正当利益”等模糊化规定而产生操作性不强的弊病；而在惩治行贿的范围上，又因为立法具体将行贿限定在“财物”上而出现涵盖性不足的缺陷。

　　可见，要对行贿罪展开精确化打击，首先必须准确厘定不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的界限，确切区别主动行贿与索贿后行贿情形，适度扩大行贿犯罪的内容范围，进一步确立起科学完备的治罪标准。但是仅此还不够，它忽略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行贿犯罪治理的一个重大误区：对行贿危害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受贿危害的视角，而缺乏治罪的自主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