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圈子文化”在阳光下的合法席位

　　在前一段时期引发民众关注的“中石油窝案”中，媒体进而发现，同日落马的三位高管，都是同一高校的“校友”。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引发了大家对“校友圈子”的关注。

　　“圈子”说在中国并不新鲜，甚或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圈子成为文化，必有其传承。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坊间的“人情网”上升到官场或商场，是谓“关系网”，文雅一点叫“人脉”。长袖善舞、善于经营人脉的人，民间往往称之“能人”。关系网错综复杂，往往由一点而及其余，“校友圈子”便是其中一种。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但是，存在因科举制而产生的座主、门生与同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师生圈”、“同年圈”，有点类似现今的“校友圈子”，则往往成为朋党政治的核心纽带。

　　传承所至，当今的一些现象便不足为怪。譬如国内一些著名的MBA或EMBA班，譬如某些名校的法律专业硕士班，甚或某一阶段的干部培训班，之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都有个心照不宣的理由或者公开的秘密，那就是寻找和扩大“校友圈子”。从商业伦理的角度，加入“圈子”、拓展“人脉”，不仅无可厚非，甚或值得提倡。但是，如果切换到政府部门，“圈子”存在的必要性便有点可疑了。因为至少在理论上，人情或圈子的存在，多少都有碍“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如果一心为公、以人为本、依规则办事，“圈子”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当然，如果放宽视野，“圈子”似乎并非全然不可取。一者，人皆有工作之外发展兴趣和休闲的权利，比如钓鱼发烧友间的“钓鱼圈”有何不可？二者，理论上，即便在工作领域，校友间有类似的学术基础或工作经验，组织“校友圈子”探讨学术问题，共同促进工作进步，有何不可？三者，即便是在选举人才方面，校友的优势是相对知根知底，古人有“举贤不避亲”的佳话，西方政府的“组阁”制度在这方面也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校友圈子”又有何不可？

　　话虽如此，理论却不可脱离现实。现实国情是，社会诚信体系岌岌可危，强有力的监管体系还未形成，部分领导选拔的并非“贤才”，而是“亲信”，甚至很多是“带病提拔”，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一旦东窗事发，便是类似中石油的贪腐“窝案”。“圈子”事实上常常成为官场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和“后门”。

　　日前，针对国庆长假期间北京一名村官之子的“土豪婚礼”，《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一篇题为《挡不住人情，就挡住了信任》的评论。和人情风习一样，扎根于世情的“圈子”，本身其实不可简单臧否，但是，政府公职人员理应对自己提出更高的道德标准，同时理应接受更严格的社会监督，这一点中西皆然。为了洁身自好，便需力避瓜田李下，带头移风易俗，为廓清社会风气做好榜样。如果公职人员对民众颇有诟病的“人情”或“圈子”，不身先士卒，加以阻挡，如何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当然，也需要明确，提倡规范和避嫌“圈子文化”，或者出台诸如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不得互相宴请等规定，都只是权宜之计。要真正获得民众的信任支持，恢复“圈子文化”在阳光下的合法席位，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律法规以及监督体系的建设。当权力的使用一切都公开透明，“圈子”自然也就不会挡住民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