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去行政化不是高校的“独角戏”

　　教育部近日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倾向明显。有关专家表示，“去行政化”改革多年，副部级高校未减一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意味着事业单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场“障碍赛”而不是“百米冲刺”。(12月1日《新京报》)

　　大学本应是教书育人、探索研究的学术机构，但一直以来却更像“二政府”的角色。一方面，在人事任免、专业设置、科研计划等一系列方面，都是校长说了算，《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同时，学校内部行政等级森严，从校领导、系主任到教授、副教授都有对应的级别，浓厚的“官本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导致一些学者无心学术，一门心思削尖脑袋往上爬。

　　2006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法》，明确将章程列为设立大学需提交的基本材料。学界和公众普遍将大学章程视为依法治校的标志。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更是用“宪章”一词来说明高校章程的性质。大学章程制定，有助于厘清政府部门和高校之间、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关系，合理构建内部管理结构，让高校回到“大学之大，有大师之谓也”的本位，让校长治校和教授治学并行不悖。不过，目前的高校章程距离大学宪章还有一定距离。

　　首先，高校制定后报教育部核准的章程，在严格意义上讲仍是高校内部的规章制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何谈依“法”治校？在国外，大学章程往往是隶属于国家和地方的法律体系，我国香港科技大学成立时，就要在立法会通过大学宪章作为一项专门的法规，香港科大的宪章就是香港法律第1141项。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呼吁，我国大学章程的制订有必要提交给全国和地方人大进行讨论审议。只有真正赋予其法律效力，才能树立政府部门、学校行政负责人对于大学章程的敬畏，对于违反章程的行为给予有力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