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裸官”，扎紧制度篱笆

　　何谓“裸官”？这一形象说法，在近日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有了更明确定义。该《条例》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合理的界定、严格的约束，从源头上扎紧了管住裸官的篱笆。

　　中央对管住裸官，可谓三令五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列为改革内容。从“不得任正职”到“不得任班子成员”，各地在监管裸官方面多有探索。对于裸官这一新形势下的新现象严加规范，反映出党的建设从组织到纪检全方位的与时俱进，宣示着“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决心和信心。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时代，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即使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领导干部并不是普通人。因为手中握有权力，影响到公共利益和公众福祉，所以即便是私人生活，也需接受更严格约束。《条例》将裸官从考察对象中排除，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个人的才能、品行无关，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和防范。

　　的确，裸官刺激着社会敏感的神经。从庞家钰到周金伙，从杨湘洪到张曙光，都证明了“裸”所形成的“漏斗效应”。那些在位时留好退路，事发后远走高飞的裸官，虽然比例不高，却有着极坏的社会影响。究其本质，往往是精神世界存在问题，信念信仰出现了动摇，或想利用权力为所欲为，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失去信心，因而把家人、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一有风吹草动就随时可以“闪人”。如果掌握社会公器、主政一方的是这样一个人，公众如何能放心，这样的人施政又怎能服众？社科院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禁止裸官。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断裸官上升通道，无疑很有必要。而领导干部也必须想清楚，是做裸官还是要升迁，只能选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