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改革的弄潮儿

　　2007年初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短期内席卷了全球。七年已过，我们总的估量是：危机远未逝去，只是进入新阶段。

　　得此论断的根据，是酿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未消失。其中，过度消费、过度福利和过度负债为主要表现的发展方式扭曲，服务业过度发展、产业空心化的结构扭曲，金融体系过度杠杆化以及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乃至政府赤字率和债务率长期居高不下等，尚未有显著改善。而各国在反危机中采取的超常规政策，虽阻止了危机恶化，却为复苏增添了障碍，如巨量货币供应导致的“洪水泛滥”，政府债台高筑的“财政悬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都成为阻碍恢复的新因素。

　　危机以来，一度曾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增速拉开且互不关联的“双速脱钩”现象。不过，2013年也冰冷地提醒世人，这只是危机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新兴经济体最初几年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发达经济体宽松政策导致的大量资本外流。但由于国内经济结构未得有效调整，一旦热钱退出，就会出现资本回流导致股市狂泻、汇率急贬、增速下滑等情况。大部分新兴经济体仍未根本摆脱储蓄与外汇双缺口的“钱纳里符咒”。

　　发达经济体自顾不暇，新兴经济体深陷传统困境，使得当今世界出现了治理真空，这也是危机仍在继续的明证之一。几年来，我们见证了二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一顶顶皇冠落地”。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世界能源署等传统机构，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适时应变。另一方面，危机中产生的新的治理机制，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虽然一度风光无限，但在局面稍缓之后，被各种狭隘利益挤压，发展势头难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