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避免频发“政策性离婚”

　　4月18日是南京市小升初跨区借读生回原籍登记的第一天，在不允许跨区择公办学校的严规下，为了“孩子能够入好学区、进好学校”，不少家长选择“突击”离婚：“一方放弃婚后房产，带着孩子迁回住在名校学区房的父母家”。

　　为了获取享受某种现实利益的资格，而“钻政策空子”选择突击离婚，显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社会现象。比如，为了规避住房限购政策、能多买一套房，为了规避财产转让个税政策、能少交一点个税，此前全国不少城市都曾出现过集中“突击离婚”现象，甚至是“集中排队离婚”的“离婚潮”。这种背景下，为了能让孩子得到上名校的资格，一些家长“可怜天下父母心”地选择突击离婚，无疑不值得大惊小怪，也无须苛责厚非。

　　很明显，相比“夫妻情感破裂”意义上的情感性离婚，这种“钻政策空子”式的突击离婚，实乃一种“政策性离婚”。诚然，站在纯粹抽象的道理伦理角度来看，仅仅为了某种现实利益，便轻率地利用“政策性离婚”来“钻政策空子”，将庄严的夫妻婚约工具功利化、市侩化，确实显得很不严肃慎重。

　　但是，进一步反过来站在现实民生、世俗人情的角度来观察审视，如果我们认同“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舒适的居住条件”原本就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基本民生理想、朴素人生梦想的话，那么，为了实现孩子“上好学校”或者家庭“住有所居”的这样的梦想，一些家长或购房者甚至不惜牺牲婚姻的完整，无奈地选择“政策性离婚”，岂不恰恰正是一种非常值得体恤体谅的逼仄民生处境？在谈到“利用假离婚规避20%卖房个税”问题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的，“如果一个政策出来，造成一些人间的悲喜剧，这个政策肯定是有缺陷的”。

　　当然，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无论是“有缺陷”的教育升学、还是住房限购政策，其之所以易于滋生“政策性离婚”，更进一步看，实际上又不仅仅是单一孤立的政策缺陷造成的，而是背后一系列更深层也更错综复杂的民生制度缺陷长期衍生的结果。比如，教育升学背后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制度缺陷，住房限购背后的“土地财政依赖”等制度缺陷。因此，要想彻底解决“政策性离婚”，最终事实上还有赖于能否有效弥补这些制度缺陷，进而落实“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舒适的居住条件”等民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