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退出”高考的是非曲直

　　答案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把英语“请出”统一高考、交由社会是否就能调准教育资源失衡的天平，腾出一席之地给更有意义的求学选择？这是高考英语“社会化”改革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说高考是教育资源分配的“指挥棒”并不准确。在其之上，更悬着高校招生法则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落下，什么样的利益链能逃过剑锋？高校招生如仍旧普遍有英语等级要求，所谓减负、腾资源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方案应对提出英语等级要求的专业、学校作出详细规定，以“学以致用”为原则，才能部分达到教育资源最优化的改革初衷。

　　其次，承担英语高考“社会化”重大责任的所谓“社会机构”，如何保证考试的公正权威？这是当前公众疑虑最为集中的焦点问题。在当今高考弊案时有发生、社会诚信尚待建立、法治环境亟需完善的客观现实中，“社会机构”有无诚意、有无能力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令人不安。假如未来承担此责的“社会机构”是赢利的市场主体，又无强大成熟的监管机构和执法依据，此种疑虑就更可能成为现实。另外，将原本集中监管的英语高考分散到高中全时段、分散到社会各考点，由此带来的监管成本，怕不是个小数字，由谁买单？成立机构、完善立法、落实财政、认证资质、确定程序等等，千头万绪，是英语高考“社会化”改革必须直面的第二个问题，并且必须在推出之前就一一落实，以此打消公众疑虑。

　　此外，英语高考社会化改革必然对英语教学产生颠覆性影响，义务教育阶段也不能幸免。一种非常可能的结果是，在校义务教育的英语教学分量减轻，这本来也是此项改革优化教育资源的初衷之一，但由于高校招生法则的“指挥棒”仍然指向英语水平，于是，在校园消失的英语应试教育易地满血复活，蓬勃于社会培训机构，由此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基本英语教学，未来可能成为“一分钱一分货”的奢侈“小灶”，“社会机构”日进斗金、盆满钵满，寒门学子、农家子弟却被置于窘境。这是违背中国教育改革公平正义根本原则的大问题，试问英语高考社会化方案如何化解？

　　高考的改革必要性不容置疑，英语教学回归其语言工具本质属性也呼声已久，把英语过多占用的宝贵资源解放出来，用在当今中国最急需、最稀缺的人才方向上，这无疑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另一方面，英语依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最强势的国际语言，互联网90%以上是英语资源。作为独一无二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我们学英语有诸多特殊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从《英语900句》积累起来的雄厚校园英语教学基础，如果听任其轰然垮塌，殊为可惜。教育公平的内涵之一，是教育的选择权。高考英语“社会化”如果操作得当，为千万考生提供了扬长避短、学以致用的选择机会，这是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但是，正因为高考在当今中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处于千丝万缕的利益交汇点，任何实质性改革探索都要警惕利益集团的绑架，同时蹄疾步稳，反复论证，交之于民，取得共识。已经有各种加分改革弊端丛生的教训，与原始初衷相去万里，覆辙在前，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