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必须“简政放权”

　　世界各国“简政放权”也有借鉴路线

　　简政放权，权力外放，是2013年3月14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发布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放眼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都面临着政府权力和市场的角力，同样都经历过举步维艰的改革。

　　美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对公民个人的管制、企业经济活动的管制和政府内部事务的管制都达到了高峰。很多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过多的管制，束缚了公民和企业的自由和活力，保护了特殊集团的利益，束缚了美国经济的活力。因此，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的管制放松改革。

　　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减少，行政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信息管制，由管制放松改革的收益，估计在每年358亿到462亿美元之间。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日本：

　　日本对经济的管制始于20世纪初，从海运开始，后来逐步建立了各种天皇特别机构，这些机构在法律的约束下，对各方经济活动特别是海运和捕捞事务进行审批和监控，二战后拥有经济管制和行政审批权的机构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但1993年以后，日本经济日渐低迷，此前管得太严太死，行政效率低下，给经济活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于是，日本政府便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996年政府出台的放宽限制具体计划就有1797项之多。2001年到2008年，日本各领域行政审批项目有增有减。为了适应新的需求，日本2001年底开始推进电子政府工程，现在通过网上办理的业务达6404项，极大地方便了民众的需要，对助推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

　　英国和意大利：

　　英国和意大利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改革中不仅注重政府的效率，更注重政府的廉洁。两国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从制度上减少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如政府在工程管理方面，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和提高经营效益，普遍实行业主责任制，一般不直接参与融资与管理。

　　其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了市场经济、公共行政和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无论怎么变都是尊重法律和市场经济规律。

　　必须认识“简政放权”背后仍有“隐患”

　　浙江实践“简政放权”预防反弹有“妙招”

　　“简政放权”之后，有质疑声起。有人担心，从改革的进度上看，简政放权能不能真的不反弹？因为历次改革中，明减暗增、越减越增、不减反增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浙江已有的实践中，对下放权力的反弹有完善的预防。6月25日，浙江省政府权力清单和“浙江发布”平台上线，清单主要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列出了42个部门4236项行政权力。今后，省级政府部门不得在清单之外行使权力。

　　除了公布政府权力清单，还有两张清单——企业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清单思维”其实是一种法治思维，权力清单，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负面清单，让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

　　从改革的深度来看，地方对中央放权“截留”，跟进不力怎么办？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曾表示，当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改革力度逐级衰减的问题。杨克勤指出，当前，政府部门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中，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放责不放权、明放暗不放等现象。“一些地方和部门把含金量低的事项取消和下放，对含金量高的抱着不放，有的是‘卸包袱’，只把管理难度和责任大的事项下放。在某些职能部门习惯通过审批和处罚实施管理，现在审批权力下放，处罚愈加规范了，如何主动积极的来让系统良性运转起来，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从改革的结构上看，实行部门合并、人员整合之后，如何解决“外合内未合”的问题？

　　例如，在上一轮大部制改革中，有人指出工信部组建后，实际上很多项目的审批职责并没有转至工信部，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也并没有转入工信部。改革的细节如何进一步做到实处？人员的心态能不能摆正？而进一步讲，如何将人员有效配置到适合的岗位上？同样是需要注意的。

　　结语：

　　“简政放权”要改得深刻而彻底，最最需要的是靠法律界定职能部门的权力，转变政府职能。从事事都要管，转变为智能、服务型的政府，需要经验更需要摸索。简政放权是为了让经济更有活力，而本身的动力从何而来？来自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自己的修正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