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潮者：女性遭遇性侵害的背后深水

　　编者按

　　女性遭遇性侵犯事件已经屡见不止，近半年来更是频发至令人发指。福州公交车上中年男猥亵女性，到山东东平曝爆出少女疑似被性侵；再到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

　　这似乎叫广大女性再次意识到做女人之不易，事实上，女性被性侵已经呈现年龄多发性，原因错综复杂，从某种层面说，从社会到体制的困境，让女子不愿意对性侵害说“不”，也使得背后的水越来越深。

　　女性遭性侵，已呈现年龄多发性

　　未成年女童受性侵呈“井喷”

　　京华时报资深记者雪梅目前正在负责中国女童保护项目，这项项目是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由100多名女记者联合发起的“女童保护”公益项目，曾发布《2013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情况报告》。

　　报告显示，性侵儿童案件呈高发状态，2013年被媒体曝光的就高达125起，平均2.92天一起。报告称，性侵儿童案件呈现逐渐低龄化趋势。被公开报道的419名受害者中，8岁到14岁的有340人，占81.15%。

　　更多的未成年少女遭遇性侵案件浮出水面，最近是7月14日，澎湃新闻报道了云南一小学教师涉嫌性侵8名女生，此前，2013年儿童节前的20天内，光从新闻报道就有至少8起校园性侵案件，从潜山县某小学校长性侵9名女童，到海南万宁校长带6名小学女生开房……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未成年人，就这样无声又悲哀的暴露在了不法之徒的手中。

　　偏远地区老人遭性侵令人震惊

　　如果说未成年人遭遇性侵严重，更令人震惊的是偏远山区老人也正在遭遇这样的“困境”。

　　今年六月初河南商丘夏邑县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以农村留守老年妇女为强奸目标，最大的受害者已经95岁。而此类事件，近些年正在劳务输出大省的农村地区频频上演。例如，2013年，陕西商南县男子半月连杀7名留守老人，对其中的6旬老妇先强奸再实施杀害。2012年，广西全州县抓一命青年男子，在一年多时间抢劫强奸农村留守中老年妇女达106起。2011年，山东省沂水、沂南警方破获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房某强奸10多名留守老太，最大99岁最小76岁……相似的事件，往往是没人报案就无从知晓，而一旦查出则牵出数量惊人的连带案件。

　　事实上，除了未成年人及老人遭遇性侵，大学生、博士生乃至工作者也同样面临，更或许还有更为隐蔽的侵害事件没有被媒体曝光，女性性侵害事件广泛发生在女性的各个年龄段，发生在施害者与受害者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由于力量悬殊，加上社会对“性”的讳言和羞耻感，让受害人倾向选择忍气吞声，让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多重原因造成女性遭遇性侵害不敢说“不”

　　虽然有200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了修正，增加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规定，但似乎并没有有效地遏制女性性侵害事件的数量。

　　法律条款不够细，判决往往令受害人“意难平”

　　随着近年来法律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受害未成年人的家长，选择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但是，一旦接触到法律，又会面对新的困境。

　　没有细致的法律条款界定性侵犯行为。除了严重的如强奸之外，情节“较轻”的如性骚扰行为，目前并没有法律条文界定。200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了修正，但是并没有对“性骚扰”予以具体的界定，没有具体规定的法律条文，范围可以很宽泛也可以很狭窄，解释有多种多样。

　　如果未构成强奸，则属于民事责任。法律上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给本来就“羞于”谈性的受害者，更大麻烦。以性骚扰为例，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副主任徐维华的印象中，目前进入司法领域的性骚扰案件过程往往异常漫长曲折，并往往“屡判多败”，在她看来，执法环节跟立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除了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和法律修养之外，他们在社会性别视角方面的缺失、对职业场所发生的性骚扰的特殊性体认不足等等，都是影响公正的重要因素。”

　　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定性复杂，亟待司法改革救济

　　而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法律同样有缺憾。在对“小草莓”的判决中，受害人被判处4年半，受害人家属不满提起上诉。

　　其他的对女孩性侵的案件里，也都存在轻判的质疑。其实我国刑法中对“强奸儿童罪”有严厉的尺度。在我国的法律中，强奸不满14岁的幼女，用的是“接触说”来判定的，也就是双方的性器官有接触。

　　在14岁以上的人那里，就用的是“插入说”，不仅仅性器官要接触，还要插入才能算性交。但是法律条文中没有与时俱进的“性交”定义却让这样的“严厉”看起来用处不大，去年的海南“校长开房案”之所以引发舆论轩然大波，就是因为两名加害人是以涉嫌“猥亵儿童罪”被逮捕的。而最后一审认定，两人是强奸未遂，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可见，有时候“猥亵”被变成逃脱更严厉的“强奸”刑责的工具。

　　然而，“猥亵儿童”的法定刑偏低，容易被判得很轻，乃至有的只被行政处罚。

　　受害者反成攻击对象，实则反映权利不对等

　　随着更多真相的揭露，面对女性受性侵害一事，舆论往往不是一边倒的同情受害者，相反的，还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让本来就有心里压力的女性，更不敢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譬如在厦门大学教师“诱奸”事件发生后，有媒体刊发评论称：“女博士生被博导潜规则了，她们显然不仅是有很大自我责任的，而且还有不小的道德问题，因为一个正派的、有自尊自爱的女人，是应该靠自己的真本事换取所需，而不应该靠出卖自己的色相与肉体换取所需的。”

　　发表在媒体上的言论，实则能够代表一批人的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荣维毅曾发出感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骚扰者一旦站出来，人家会问，干嘛骚扰你，不骚扰别人？这样一来，更多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了性骚扰。”在他眼中，性骚扰不是一个性问题，而是一个权力关系问题，其背后折射了社会文化的沉积与两性关系的不平等。

　　于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女博士被性侵害，定性是自愿的，最后是“爱情买卖”关系破裂，才导致了丑闻揭发这样是荒谬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