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洋行善是权利，舆论褒贬亦自由

　　对潘石屹“捐哈佛”的慈善选择，的确没必要在“动机论”下大搞批判，将慈善内涵窄化。但也应看到，如潮的质疑声中，也有很多不乏值得一听的声音，它既折射出在当前观念水位下，公众对慈善价值认知的风向，也构成了慈善面临的现实舆情环境。

　　比如有人质疑，这笔助学金的“覆盖面”太窄———据2013年年底数据显示，中国在哈佛的留学生有686名，这其中符合“攻读哈佛本科的”和“家庭年收入在6.5万元以下的”有多少？还有人提出，慈善确实无国界，但与其搞“出口转内销”这出，不如直接对国内某些贫困人群“雪中送炭”，慈善效果会更明显。还有些舆论，则着眼于潘石屹“国内致富”的经历，认为从人伦情感的层面看，他在“人之幼”的同时无妨也“幼吾幼”一番，厚彼时别太薄此，也算是反哺。

　　毫无疑问，这些结论未必理性，毕竟潘石屹方面搞“越洋行善”，或许也自有其考虑，如虑及国内高校资金管理水平等问题，但即便如此，它也很难摆脱这类舆论裹挟———虽说慈善无是非之分，可在民众眼里，慈善的被接纳度，受到多重因素牵制，包括它是否能“择贫而济”，更具本土关照意识等等，它反映的，就是民众的真切感受和价值层次，它也势必反馈到慈善评价中去。

　　对潘石屹们来说，只要慈善没有违法，就不必承受莫名的苛责，而公众也不应在评判维度上太过情绪化，毕竟“包容比自由更重要”。但与此同时，若他们在意对善举的舆情回馈，就该理解公众的“不理解”，它也是对慈善选择与社会观念契合度的一种现实度量。

　　说白了，潘石屹有“越洋行善”的权利，而舆论褒贬，亦是其自由。当纠结其上的观念隔阂，无法在价值共振中实现磨合，那争议的喷发也只会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