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座猝死”不只是道德悲剧

　　9日下午4点多，郑州市一辆公交车上，一名老人突然倒地猝死。车上乘客称，老人之前曾因让座问题与一名小伙子发生争执，双方都有肢体动作。老人家属接受急救人员询问时称，老人患有心脏病。

　　近些年来有关公交让座引发的争议一次次曝光。但是，在争议的背后，事实上有两个问

　　题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是为什么老人越来越易怒？不只是老人，之所以愤怒，不外乎缺少外部的安全感，是弱势自危的表现。只不过老年人的愤怒与老龄本应有的知天命的平和格格不入，令人感到诧异。然而，老年人在当下的公共生活中，越来越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游离在社会的规则之外，这种忽视不仅是人际尊重的忽视，其实是制度的忽视。比如，著名的“大妈”问题。所以，老人易怒，在公交上争座，深层次都是权益诉求的表达，这种需求比座位更重要。就比如，有的老人让座给他不一定要，但是没人让，他反而要争。二是道德的软约束是否管用？道德是给有道德的人准备的，无法成流行的“硬货币”，相反期望过高，还是一柄双刃剑，伤人又伤己。至于倡导相互的礼让与宽容亦是如此，道德诉求的锦上添花远没有利益诉求的雪中送炭更实际。

　　“争座猝死”使得这一现象更具悲剧特色。而事发后，网上更不道德的嘴仗，也继续加剧着对道德的污名化和分裂化。但这绝不只是道德悲剧。尊重老人等弱势群体，根本要摆脱道德层面的倡导，变成有刚性意义的社会制度与规则设计，拓展老人公共生活的空间。譬如，公交车上要给老人留出更多的座位，老孕幼专用座按一定比例分布在公交车相对方便的位置，用显目的颜色标识出来，加强管理，确立规则执行刚性。又比如，银行等公共服务机构应当设立老人服务专用窗口，提供特殊通道。总之，尊重老人要让他们的地位与诉求看得见、摸得着，而不是靠他人的怜悯与施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