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跑一次”照见简政放权的理想与现实

　　原标题：“最多跑一次”照见简政放权的理想与现实

　　近日，杭州市市长徐立毅以普通市民身份微服“暗访”，体验简政放权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没发通知、没打招呼，在多个行政服务窗口，体验了四件事的办理过程。结果，由于材料不全、表格版式不同、审批权限不在本级、需开具其他证明等各种原因，整整一上午，徐立毅在政务窗口体验的这四件事，全都吃了“闭门羹”，都没能实现“最多跑一次”。

　　无独有偶，近日浙江庆元县委书记也暗访了“最多跑一次”的落实情况，结果让相关负责人如坐针毡。从暗访情况看，“‘最多跑一次’离民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

　　“最多跑一次”是浙江在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上的一个重要动作。于办事难依然现实存在的背景下，此项改革目标的提出，也被社会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但真正落实，显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民众办事到底跑几趟合适，原本并无所谓的规定和标准之说。“最多跑一次”与其说是必须实现跑一趟就能办成事，不若是对最大限度减少民众办事难度的一种施政倒逼。毕竟，办事的效率既与行政部门的效率有关，也还包括民众对办事流程的熟悉程度、办事材料准备是否充分等等因素。事实上，在政策层面，“最多跑一次”本就有前提条件：“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而这次杭州市长遭遇“闭门羹”，其中一项就是“材料不全”。如此一来，到底是行政部门的信息告知不充分，还是办事民众只能怪自己?这之中的责任推诿空间显然不小。

　　浙江此前曾公布了四万个“最多跑一次”项目清单。也就是说，只要是四万个项目清单之内的事项，在原则上，民众跑一次就能够得到“一站式”解决。可从杭州市长暗访的四件事全部落空看，这四万个项目清单有多少能真正让民众跑一次就能办成，结果恐怕不会很乐观。当然，这并不是“最多跑一次”目标设置太过理想的错，而是要实现跑一次能办事，绝非仅仅是公布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清单这么简单，它关系到具体部门的办事效能、不同部门之间的衔接、办事流程的告知等诸多清单之外的工作铺垫。若缺乏这些基础配套的改善，清单的价值就很可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最多跑一次”也就容易沦为噱头和空洞的口号。

　　简政放权的目标如何顺利导入现实，一直是此项改革的痛点所在。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审批事项的减免和下放幅度，不可谓不大。可就落实看，民众办事难度的降低是否真有数字上的变化那么大，审批事项减少所应该带来的改革红利，是否真正让民众有足够的获得感，着实得打上一个问号。这是因为，政策层面缩减了多少审批事项，当然有量化的标准，但评判民众办事难易如何，归根结底还得以民众的实际体验为依归，数字并不能代替民众的感受和评判。甚至，改革所提出的目标效果，不能及时让民众感受到，还很可能让民众对改革产生隔膜，继而动摇对改革的信心。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丁义珍”式窗口的整改就是一个鲜活的反面例子：面对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训斥和要求，区长孙连城满口答应整改。但最终因财政经费不足等等“客观因素”，整改变成了加一把椅子、摆几颗糖的糊弄式应对。改确实是改了，可民众所遭受的不便，却并没有实质变化。简政放权如何避免这种落实困境，同样值得深思。

　　“最多跑一次”的落实情况，可以说是简政放权现实与理想之差的一种微观呈现。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一方面，像杭州市长这样不打招呼的暗访应该多一点，领导者不仅要敢于提改革目标，更要对改革的落实情况心中有数；另一方面，减少审批事项仍只是简政放权的初始工作，理念的纠偏才是“元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要切实从群众利益出发，坚决杜绝部门利益本位，从源头上避免出现各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